周五的“变态心理学”课堂,气氛比往常更加凝滞。窗外的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却穿不透教室里低压的云团。
凯瑟琳·沃尔夫站在讲台上,像一尊冰冷的大理石雕像。她换了一身炭灰色的西装,线条锋利,每一颗纽扣都扣得一丝不苟。那股“北境雪松”的冷冽香气似乎也比往日更浓烈了些,如同无形的屏障,将她与台下躁动的空气隔绝开来。
她正在讲解关于反社会人格障碍(ASPD)的神经生理基础,语调平稳,逻辑缜密,引用的案例冷酷得让人脊背发凉。学生们屏息凝神,生怕漏掉一个字,又仿佛害怕吸入过多那令人不适的冰冷气息。
顾倾棠坐在台下,目光落在笔记本上,却有些心不在焉。脑海里不时闪过百货公司外凯瑟琳提着香水袋子的身影,以及店员那句“气味盔甲”。她试图将注意力拉回课堂,但鼻尖萦绕的那股过于用力的冷杉与薄荷味,却像一种无声的佐证,让她无法集中精神。
“……因此,大脑杏仁核及相关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尤其是对恐惧和共情信号的加工缺陷,被认为是ASPD的核心生物标记之一。”凯瑟琳用激光笔点着幻灯片上复杂的脑部扫描图,“这也解释了为何这类个体难以从惩罚中学习,缺乏 remorse(悔恨)……”
她的话锋忽然一转,激光笔的红点毫无预兆地越过屏幕,精准地落在台下,定格在顾倾棠身上。
“顾小姐。”
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
顾倾棠猝不及防地抬起头,撞上凯瑟琳那双毫无温度的冰蓝色眼睛。心脏猛地一缩。
“基于你近期对‘文化重构’模型的兴趣,”凯瑟琳的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意味,“你是否认为,这种所谓的‘神经生理缺陷’,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正当性’?”
问题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裹着学术探讨的丝绸,直刺过来。这已经超出了正常课堂提问的范畴,带着明显的挑衅和试探的意味。她似乎在故意将顾倾棠逼到某个角落,逼她在那套冰冷的西方生物决定论和她自己提出的文化视角之间做出艰难选择,或者,干脆让她出丑。
教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听出了教授语气里那不寻常的尖锐。
苏菲在旁边紧张地扯了扯顾倾棠的衣角。
顾倾棠感到脸颊微微发烫,不是因为羞怯,而是因为一种被公然针对的屈辱感和逐渐升腾的怒意。她看到凯瑟琳眼底那一闪而过的、近乎残忍的兴味,仿佛很享受看她如何应对这种两难境地。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光扫过幻灯片上那些冰冷的脑部扫描图,又想起祖父那句“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她缓缓站起身,并没有立刻回答关于文化解读的问题,而是平静地迎上凯瑟琳的目光,反问道:“教授,首先我想确认一个前提。您刚才提到,‘难以从惩罚中学习’和‘缺乏悔恨’是ASPD的核心特征,并将其主要归因于杏仁核的功能缺陷,对吗?”
凯瑟琳微微挑眉,似乎没料到她会先揪住这个基础点,但还是点了点头:“目前的主流研究确实支持这一观点。”
“那么,”顾倾棠的声音清晰而稳定,回荡在安静的教室里,“如果‘惩罚’本身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定义、形式和威慑力就存在巨大差异呢?如果‘悔恨’的表达方式并非全球通用,在某些文化中更倾向于内省、补偿而非公开忏悔呢?”
她顿了顿,看到凯瑟琳眼底的兴味似乎淡了些,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专注。
“我并非质疑神经基础的重要性,教授。”顾倾棠继续说道,语气不卑不亢,“我只是认为,将复杂的行为模式单一地、直接地归因于某一脑区的功能‘缺陷’,而忽略社会规范、文化脚本对其表现形式的塑造和约束,这种研究范式本身,或许就存在一种……‘认知上的傲慢’(cognitive arrogance)。”
“认知上的傲慢”这个词一出,教室里响起几声极轻微的抽气声。竟然有人敢用这种词来形容沃尔夫教授信奉的研究范式?
凯瑟琳的脸色沉了下去,冰蓝色的眼睛微微眯起,危险的光芒闪烁。
顾倾棠却没有停下,她想起了自己看过的那些跨国数据:“我们是否有可能,先入为主地设定了一个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标准’情绪和行为模板,然后将任何偏离此模板的表现都轻易地贴上‘缺陷’或‘异常’的标签?这是否会导致在跨文化诊断中产生系统性的偏差,甚至……误判?”
最后两个字,她稍稍加重了语气,目光毫不退缩地看着凯瑟琳。
“真正的科学精神,难道不是应该保持开放和自省,去探究生物基础与文化情境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而不是急于将一种模式奉为普世真理吗?”
话音落下,教室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苏菲。没人想到这个平时安静得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东方女孩,竟然敢在课堂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如此清晰、冷静,甚至带着锋芒地反驳以严苛和权威著称的沃尔夫教授!
凯瑟琳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那里,目光沉沉地盯着顾倾棠,脸上的表情晦暗不明。那股冰冷的“北境雪松”香气,似乎也凝固在了空气中。
空气紧绷得仿佛随时会断裂。
许久,凯瑟琳的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动了一个微小的弧度。
那不是一个笑容。里面没有任何暖意,反而像掠食者看到了猎物出乎意料的挣扎时,露出的那种混合着惊讶、审视,以及被挑起了更强猎欲的表情。
“很有趣的论点,顾小姐。”她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反而比刚才更加平静,却更令人心悸,“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她向前走了一步,激光笔的红点依旧停留在顾倾棠身上,像一个小小的靶心。
“但是,”她拖长了语调,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在临床诊断和司法鉴定中,我们需要的是可操作、可量化的标准,而不是哲学思辨。你的‘文化交互’模型,能提供一个比fMRI扫描更可靠的诊断工具吗?现在就能吗?”
她再次将问题逼回现实层面,逼回顾倾棠目前无法解决的硬伤。
顾倾棠沉默了。她知道,目前确实不能。
“坐下。”凯瑟琳不再看她,转身走回讲台,仿佛刚才那场短暂的交锋从未发生,“我们继续。关于前额叶皮层在冲动控制中的作用……”
课程继续,但教室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
学生们看向顾倾棠的目光里,充满了震惊、同情,甚至还有一丝隐秘的敬佩。
顾倾棠缓缓坐下,手心因为紧张而微微汗湿,心脏仍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着。
她知道,她可能得罪了凯瑟琳教授,后果难料。
但奇怪的是,她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反而涌动着一种奇异的、豁出去的畅快感。
她抬起头,目光再次投向讲台上那个重新变得冰冷而遥不可侧的身影。
她看到了。 在她提到“认知上的傲慢”和“误判”时,凯瑟琳眼底那一闪而过的、绝非平静的波动。
那层坚冰一样的“甲”,并非毫无缝隙。
而她,似乎无意间,找到了叩击其上的一种方式。
代价或许巨大。 但,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