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八月六日，立秋前三天。

左鄞提前四十分钟到了机场。他把车停在停车场，坐在驾驶座上等了一会儿，然后下车走到到达大厅，站在国际航班的出口前面。到达大厅人很多，有人举着牌子接人，有人抱着花束，有人来回踱步。左鄞站在人群边缘，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出口上方那块显示屏。临锡的航班已经从新加坡起飞，预计下午三点二十分落地。

左鄞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没有坐，一直站着。出口处每隔一会儿就有人拖着行李箱走出来，被等待的人接走，拥抱、寒暄、递水。左鄞看着那些人，手心里的汗把口袋的内衬洇湿了一小片。

三点四十分，临锡出来了。

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衫，黑色长裤，背着一个深色双肩包。比走的时候瘦了一些，皮肤晒黑了一点，但整个人很精神。他走出出口，在人群中扫了一圈，看到了左鄞。两个人的目光隔着接机的人群对上了。

临锡走过来，步子不快不慢，走到左鄞面前停住了。两个人隔着一步的距离，谁也没有先开口。机场的广播声和人群的嘈杂声填满了空气。

“黑了。”左鄞说。

临锡偏了偏头。“热带嘛。”

“瘦了。”

“还好。”

左鄞看着临锡的脸。八个月不见，临锡的轮廓比走之前锋利了一些，颧骨更明显，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安静，沉定。左鄞看了他几秒，伸出手，把临锡肩头背包带子上一处拧了的地方顺平。手指碰到临锡的肩膀，停了一瞬。

“走吧。”左鄞说。

两个人走出航站楼，五月的阳光换成了八月的热浪，蝉鸣声从路边的梧桐树里涌出来。左鄞把车开过来，临锡坐进副驾驶。车厢里安静了几秒，然后临锡说：“宛城没怎么变。”

“嗯。你走之后没什么大变化。”

左鄞发动车子，驶出机场。八月的宛城热得发闷，空调开到最大档，挡风玻璃外面的空气都在扭曲。临锡靠在副驾驶上，偏头看着窗外，像是在重新认识这条走了无数次的路。

左鄞把车开到临锡以前住的那个小区。临锡在走之前把公寓退了，但左鄞知道他回来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左鄞在七月底帮他重新租了一间，就在原来的小区隔壁栋，楼层更低，但朝南，采光好。他提前打扫过，添了一些基本的家具和日用品。

临锡站在新公寓的门口，看着里面简单的布置，偏头看了左鄞一眼。

“什么时候租的？”

“上个月。”

临锡没有问为什么是上个月。他走进去，把背包放在沙发上，站在窗前看了看。窗外是小区里的绿化带，几棵香樟树长得正盛，叶子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

左鄞站在门口，看着临锡的背影。“你先收拾。晚上想吃什么，我去买。”

临锡转过身，看着左鄞。“左鄞。”

“嗯。”

“我回来待不了太久。”

左鄞站在门口，手还握在门把上。他看着临锡的脸，临锡的表情很平静，但左鄞认识他太久了，知道那种平静是什么。八个月里，临锡发的每一封邮件，每一张照片，每一句话，都像是一种预演。他在告诉左鄞，他在外面很好，不用担心。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时候会真正回来。

“多久？”左鄞问。

临锡沉默了一拍。“一周。”

“然后呢？”

“然后回新加坡。那边有一个新的项目，国际刑事鉴识科学中心邀请我加入他们的专家团队。合同期三年。”

左鄞握着门把的手指收紧了。他看着临锡，临锡站在窗前，八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拉得很长。

“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上个月。合同已经签了。”

左鄞站在门口，沉默了很久。八个月里那些邮件、照片、明信片，每一次他都以为临锡在一点点靠近回来。但现在他知道了。临锡一直在准备离开。回国一周，只是中转。签完合同，收拾东西，然后去另一个地方，待三年。

“临锡。”左鄞的声音很平。

临锡看着他。

“你上个月签的合同。邮件里没提过。”

临锡没有接话。

“你回来一周。也没提前说。”

临锡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左鄞站在门口，看着临锡垂下的眼睫和抿紧的嘴唇。他想起八个月前在机场，临锡在安检口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左鄞当时没有全看懂。现在他看懂了。那一眼是在告别。

“你本来不打算回来。”左鄞说。

临锡抬起头。“我回来是想当面跟你说。”

“说什么？”

临锡张了张嘴。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左鄞，我不想耽误你。”

左鄞看着临锡。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左鄞站在门口，临锡站在窗前。八月的阳光从窗外涌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明亮而燥热。但左鄞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沉，沉得很快。

“你不想耽误我。”左鄞重复了一遍。他的声音没什么起伏，但每个字都很重。

临锡看着他。他的眼睛很安静，安静得像是已经把所有的话都想好了，然后选择了最轻的那一句。“你适合更好的人。”

左鄞闭了闭眼。他想起机场安检口临锡的背影，想起那封贺卡上被划掉的字，想起电话里那句“我知道”。八个月里所有的邮件、照片、明信片，所有的日常、琐碎、平常。临锡一直在那里，又一直不在。

“临锡。”左鄞睁开眼，看着临锡。“你走的那天，我在机场说了一句话。”

临锡看着他。

“你在安检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走之后，我对着飞机说了一句话。”左鄞的声音很轻，但很稳，“我说，临锡，我喜欢你。”

临锡站在窗前，阳光照着他的侧脸。他听见了。左鄞看见他的睫毛颤了一下。但他没有动。

“我听见了。”临锡说。

左鄞看着他。

“在飞机上，我听见了。”临锡的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飞机起飞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在跟我说话。”

左鄞看着临锡。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谁也没有向前。八月的蝉鸣从窗外涌进来，聒噪而漫长。

“临锡。”左鄞说，“你不用耽误我。我自己知道我在等什么。”

临锡低下头，看着地板上被阳光照出的光斑。他站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左鄞。

“左鄞。保重。”

左鄞看着他。临锡的眼睛很安静，很干净。那双眼睛里有左鄞认识的东西，也有左鄞不认识的。但左鄞知道，临锡已经决定了。他做了九年的法医，习惯了用最精确的方式处理最复杂的事情。包括他自己。

左鄞点了点头。他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过身，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关上的时候，他没有回头。他沿着走廊走到电梯口，按了下楼的按钮。电梯门打开，他走进去，门关上。在封闭的电梯间里，他靠在墙上，闭了闭眼。

八个月。七百三十天。从机场到机场。

左鄞睁开眼。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他走出去，穿过小区院子。八月的阳光铺了一地，蝉鸣声把整个世界填满。他走到车边，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子，驶出小区。

后视镜里，临锡那间公寓的窗户在五楼。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左鄞看了那扇窗户一眼，然后把目光收回，看着前方的路。

车驶上主路时，手机震了一下。他靠边停下，拿起手机。是临锡发来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左鄞，谢谢你。”

左鄞看着那四个字，很久没有动。他把手机放下，重新发动车子。八月的宛城在车窗外滚滚后退，梧桐树的绿荫一截一截从头顶掠过。左鄞握着方向盘，把车开回支队。走廊里的灯在他走到哪一盏，哪一盏就亮起来。他走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看着桌面上那杯凉了的水。

临锡的新公寓里，窗帘后面。临锡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那辆车驶出小区，汇入车流，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八月的热浪里。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拿起沙发上的背包，开始收拾东西。

临锡走后的第一个月，左鄞把宿舍搬了。

从支队家属院那套他住了六年的单身宿舍，搬到了城东一个老旧小区。一室一厅，五楼，没电梯，但窗户朝南，阳光好。搬家的那天，支队的几个同事来帮忙，孙法医也来了，帮着搬了几箱卷宗。左鄞的东西不多，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几箱书和一些零碎。半天就搬完了。

新宿舍的窗台上，他把临锡留下的那盆绿萝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那盆绿萝是从临锡新加坡宿舍窗台上那盆分出来的——临锡走之前把母株分了一小枝，插在水杯里生了根，留在了左鄞办公室的窗台上。左鄞把它带回了新宿舍。它在新窗台上长得很好，叶子绿油油的，在八月的阳光里泛着光。

支队的工作照常。案子一个接一个，入室盗窃、街头斗殴、交通事故。左鄞照常出现场，照常审嫌疑人，照常写报告。只是现在写结案报告的时候，尸检部分要单独附孙法医的报告。左鄞每次翻到报告最后，看到孙法医的签名，会停顿一下，然后翻过去。

临锡偶尔发邮件来。频率比之前低了，内容也更短。他说新项目很忙，实验室的设备和国内不太一样，需要适应。说新加坡的雨季到了，每天下午都下暴雨。说宿舍楼下那家海南鸡饭的摊子搬走了，换了一家卖叻沙的。

左鄞回得也短。今天办了什么案子，宛城降温了，食堂的菜又换了。他不问临锡什么时候回来，临锡也不提。两个人像是在某种默契里保持着联系，又像是在某种沉默里慢慢走远。

九月的一天，左鄞在办公室翻卷宗，翻到朱瑶案的结案报告。他打开盒子，拿出那本已经归档的档案，一页一页地翻。朱瑶的日记、尸检报告、现场勘查记录、苏玉的笔录、陈建的供词。翻到最后，是临锡的签名。左鄞看着那两个字，坐了很久。

他把档案盒合上，放回柜子里。柜子里现在有八个盒子。朱瑶、王琳、陆陇、王鱼彤、苏晴、张婷婷刘佳王苏、李玉玉、陈锋。八个案子，八个盒子。临锡参与了前七个，最后一个没有。

左鄞关上柜门，坐在椅子上。窗外的梧桐树开始泛黄了，九月的风从窗户灌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他拿起手机，翻到临锡的号码。他看了很久，没有拨出去。他改成发邮件。

“今天翻到朱瑶的案子。你的签名还在报告上。宛城入秋了，梧桐树开始黄了。”

临锡的回信在第二天到了。只有一句话。

“新加坡还是夏天。”

左鄞看着那行字，把手机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那棵梧桐树。树叶已经开始黄了，有几片飘下来，落在人行道上。他站了很久，然后回到桌前坐下，翻开下一份卷宗。

十月的一个周末，左鄞去了趟城北荒地。

那片地已经开工了，物流仓库的地基打了一半，水泥柱一根一根竖起来，像一片灰色的森林。左鄞站在围挡外面看了一会儿，想起三具被埋在地下的尸骨，想起陈建军蹲在草丛里抽烟的样子。那片压平的枯草和简陋的灶台早就被推平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左鄞站在围挡外面，风吹过来，带着水泥和铁锈的气味。他想起临锡蹲在枯草丛里的样子，手电筒的光照着那片被压平的草，声音很轻地说“有人经常在这里蹲”。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是谁，不知道陈建军。但临锡的直觉是对的。他总是对的。

左鄞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十一月，宛城下了第一场雪。左鄞下班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雪落在肩上，化成了水珠。他经过一家便利店，门口摆着圣诞装饰，红红绿绿地闪着。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他和临锡在锦绣路那家小饭馆吃饭。临锡替他点了三个菜，红烧肉、清炒时蔬、番茄蛋汤。后来他们站在街边看圣诞树，临锡的镜片上跳动着红绿的光斑。

左鄞站在便利店门口看了一会儿那些圣诞装饰，然后走进去买了一瓶水。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加快步子走回宿舍。上楼，开门，换鞋。窗台上的绿萝叶子在暖气片的烘烤下微微卷曲，他拿起水杯给它浇了水。

他坐在桌前，打开电脑。收件箱里有一封临锡的新邮件。他点开。

“左鄞，圣诞节快到了。这边没有雪。宿舍楼下的商场在放圣诞歌，英文的，听不懂歌词。你今天吃的什么。”

左鄞看着那封邮件，光标在回复框里闪。他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最后他写了一句。

“食堂今天炖了排骨。没你做的好吃。”

发出去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窗外雪还在下，把宛城裹进一片白茫茫的安静里。他看着窗台上那盆绿萝，叶子在暖气的烘烤下微微颤着。他想起临锡在新加坡宿舍窗台上那盆绿萝，想起临锡拍的那张照片，照片下面写着“这边的绿萝长得快”。

左鄞闭上眼。他想临锡。想得厉害。但他说不出来。他只能在邮件里写排骨和天气，写梧桐树叶和第一场雪。就像临锡只能写海南鸡饭和叻沙，写新加坡的雨季和宿舍楼下的商场。

两个人隔着三千公里和一片海，各自过着各自的日子。左鄞继续办案，临锡继续做研究。邮件来往的频率从一周一封变成了两周，又从两周变成了一个月。内容越来越短，话题越来越少。左鄞有时候看着收件箱里临锡的名字，会觉得那些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轻得快要抓不住了。

但他没有停止写。临锡也没有停止回。两个人都还在，只是离得很远。

十二月三十一日，跨年夜。

左鄞一个人在宿舍，煮了一碗面，坐在桌前吃。窗外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五颜六色的光映在玻璃上。左鄞吃着面，看着窗外那些转瞬即逝的光。面吃完了，他把碗洗了，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在放跨年晚会，主持人念着新年祝福。他看了几分钟，关了电视。

手机亮了一下。是临锡的邮件。左鄞点开。

“左鄞，新年快乐。我在实验室。这边不过农历新年，但今天同事带了饺子来，速冻的，不好吃。你吃了吗。”

左鄞看着那封邮件，坐了很久。他打字。

“吃了。面。新年快乐。”

他发出去之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窗外的烟花还在放，一阵一阵的光映在窗帘上。左鄞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