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的走廊像一截被遗弃在寒冬里的生锈铁管,漫长、阴冷,还带着挥之不去的腐朽气。
空气里浮动的不只是消毒水的刺鼻味,更有铁锈的腥、旧棉花的霉,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死亡的凉。苏晚站在走廊尽头,头顶的白炽灯管正进行着一场苟延残喘的挣扎,滋滋的电流声像无数细针钻进耳朵,光线忽明忽暗,把墙壁上剥落的绿漆照得愈发狰狞——
那斑驳的色块像一块溃烂的疮,绿漆下的黄土墙裸露出粗糙的肌理,积着经年累月的灰尘,仿佛一碰就会簌簌往下掉渣。
她刚满十岁,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早就失去了保暖的功效。
袖口磨出的毛边像一圈枯萎的蒲公英,风一吹就颤巍巍地动,露出里面打了三层补丁的棉絮,灰扑扑的,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棉袄的领口磨得发亮,能看到里面泛黄的衬布,那是奶奶去年冬天用拆下来的旧床单缝上去的,针脚歪歪扭扭,却透着点笨拙的暖意。
可此刻,这点暖意早就被走廊里的寒气啃噬干净了。
掌心的温度像被走廊地砖吸尽的水渍,连最后一点余温都没留下。
苏晚死死攥着棉袄下摆,指节绷得发白,几乎要嵌进布料里。
她能感觉到布料下凹凸不平的补丁,那是她自己学着缝的,针脚歪歪扭扭,线头还露在外面。走廊里空荡荡的,长条形的影子被忽明忽暗的灯光拉得忽长忽短,只有她的呼吸声在空气里撞出微弱的回响,还有远处病房里偶尔传来的、被墙壁和门缝过滤得模糊的呻吟,像一头困在暗处的野兽在低喘。
奶奶已经在里面躺了三个月。
从秋天第一场冷雨落下时,奶奶的咳嗽就没断过。
起初只是夜里咳,像破旧的风箱被塞进了沙子,嗬嗬地响,听得苏晚在旁边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会悄悄爬起来,摸黑摸到奶奶床边,用小拳头轻轻捶奶奶的背,奶奶就会抓住她的手,喘着气说:
奶奶“晚晚乖,奶奶没事,睡吧。”
后来天越来越冷,奶奶白天也蜷在病房的竹椅上,背弓得像只虾米,枯瘦的手像老树皮一样抓着苏晚的胳膊,手背上的青筋暴起,像一条条僵硬的蚯蚓。
奶奶“肺里像有把钝刀子在割。”
奶奶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奶奶“一下下的,缓不过来气。”
苏晚跑遍了镇上的三家药店。
第一家的李婶给了她一瓶最便宜的止咳糖浆,说“先试试,不行再想办法”;
第二家的王伯叹了口气,额外塞了两板阿莫西林,没收她钱;
第三家的张老板起初还耐着性子听她问,后来看她天天来,每次都只买得起几毛钱的薄荷糖,眼神从同情变成了不耐烦。
最后一次,苏晚攥着攒了三天的七毛三分钱,想问有没有更便宜的药,张老板直接挥挥手把她推出门,棉门帘“啪”地打在她背上:
“丫头,你奶奶那病不是几块钱的糖浆能治的!再折腾也是白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