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时钟
老陈第一次注意到站台时钟时，它停在三点十七分。
铅灰色的雨云压着铁轨，初春的风卷着碎雨打在玻璃罩上，留下蜿蜒的水痕。那座黄铜包边的时钟嵌在站台尽头的砖墙上，指针锈得发绿，像两只僵死的甲虫。
“这钟坏了三年了。”卖报的老王递过来一份晚报，头条印着“城郊铁路将全线翻新”，“当年撞车那天，就卡在这个点。”
老陈没接报纸。他的皮靴踩过水洼，溅起的泥点沾在裤脚——和三年前那个深夜一样。那天他值乘最后一班列车，雨也是这么大，时钟的指针跳了跳，突然卡在三点十七分，紧接着，调度室的紧急信号就红透了整面墙。
列车出轨时，他从驾驶室的碎玻璃里，看见第三节车厢里有个穿红裙的姑娘，正举着相机对着窗外拍。后来清理现场，只找到半截相机，胶卷泡在泥水里，洗出来全是模糊的光斑。
“陈师傅，还等啊？”检票员锁门时朝他喊，“末班车都走了。”
老陈抬头，雨不知何时停了。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刚好照在时钟的玻璃罩上。他忽然发现，指针动了。
不是顺滑的转动，而是像生锈的齿轮被强行掰开，“咔哒”一声，分针往前挪了一格。
站台尽头的长椅上，不知何时坐了个人。红裙，长发，手里捏着台老式相机，正对着他笑。
老陈的心脏猛地缩紧。他记得这张脸，事故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家属认领时也没人提到她。但他清楚记得，那双举着相机的手，指甲涂着樱桃红的指甲油。
“你是谁？”他的声音在空旷的站台里发飘。
姑娘站起身，相机镜头对着时钟：“我在等照片洗出来。”她晃了晃手里的相机，“那天拍了好多东西，比如铁轨接缝处的裂缝，比如调度室窗外的信号旗，还有……”她顿了顿，镜头转向老陈，“司机师傅口袋里露出的半截烟。”
分针又“咔哒”响了一声。三点十九分。
老陈突然想起那天出车前，调度员塞给他一张纸条，说临时改了路线。他当时急着抽烟，随手塞在了仪表盘下面，后来事故现场一片狼藉，那张纸条再也没找到。
“你看到了？”他冲过去想抓住姑娘的胳膊，却扑了个空。指尖穿过她的衣袖，沾了满手冰凉的水汽。
“看到了呀。”姑娘的声音变得飘忽，像被风吹散的烟，“纸条上的路线，根本不是这条铁轨。有人故意换了调度单。”
相机“咔嚓”响了一声。老陈看见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时钟的指针疯狂倒转，玻璃罩上的水痕变成了暗红的血，顺着砖墙往下流。
他猛地捂住头，那些被撞击、火光、尖叫淹没的记忆碎片涌了上来——出轨前，他确实看到了错误的信号灯；仪表盘下的纸条，边缘有烧焦的痕迹；还有第三节车厢里，除了红裙姑娘，还有个穿制服的男人，正鬼鬼祟祟地摆弄着什么。
“三点十七分，”姑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水汽的凉意，“列车本该在另一条铁轨上。”
分针终于指向三点二十七分。和事故报告上的时间分毫不差。
老陈瘫坐在地上，看着姑娘的身影渐渐变得透明。她举着相机的手最后挥了挥，相机“啪嗒”掉在地上，胶卷滚了出来，在月光下摊成一条银色的带子。
第二天清晨，工人们在站台翻修时，发现了胶卷和卡在砖缝里的半截纸条。调度单上的修改痕迹清晰可见，落款处的签名，是三年前那个“殉职”的调度员。
老陈站在警戒线外，看着工人拆那座时钟。黄铜指针被卸下时，露出后面墙里嵌着的东西——半截相机，和一绺用红绳系着的长发。
新的电子钟很快装好了，数字清晰地跳动着。老陈每次路过，总会多看两眼。他知道，有些东西不会随着旧时钟被拆掉，就像那个红裙姑娘最后说的话：
“时间会停，但总会有人记得，到底哪里出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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