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丝裹着暮色,把窄巷浸成了一片深灰色的泥潭。阿明蜷缩在墙角,校服被撕开几道口子,混着泥水和血污贴在身上。三个穿着同款校服的身影站在他面前,为首的李浩往他脚边啐了口唾沫,浑浊的液体混着雨水溅到他裤腿上,带着令人作呕的黏腻感。
“废物。”李浩嗤笑一声,踹了踹旁边的垃圾桶,铁皮相撞的脆响惊飞了檐下躲雨的麻雀。另外两人跟着哄笑,踩着积水扬长而去,脚步声混着雨珠砸地的声响,慢慢消失在巷口。
阿明撑着墙站起来,每动一下,骨头缝里都像塞了冰碴子。他怀里的空饭盒早被踩扁了,那是早上带的、没吃完的咸菜馒头。巷子里的积水漫过脚踝,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挪,走到家门口时,额头上的冷汗和雨水早已分不清。
他掏出钥匙,手抖得厉害,插了三次才捅进锁孔。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他侧耳听了听,厨房传来水龙头滴水的轻响——阿明心猛地一沉,他赶紧把撕破的外套往身上拢了拢,用袖子蹭掉脸上的泥,才踮着脚溜进门。
“阿明?”母亲的声音从厨房探出来,带着鱼腥气的围裙擦着手,“今天怎么回这么晚?”
他刚想撒谎说补课,抬头时正好撞上母亲的目光。那双总是带着红血丝的眼睛突然睁大,盯着他脸上的淤青和渗血的嘴角,手里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这是怎么了?!”母亲冲过来,指尖刚碰到他胳膊上的伤口,他就疼得瑟缩了一下。
“妈,没事……”他咬着牙想笑,嘴角却抽得更厉害,“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能摔成这样?”母亲的声音发颤,抓着他的肩膀往亮处拉,“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他看着母亲鬓角新添的白发,还有围裙上洗不掉的鱼腥味——那是母亲在水产市场站了一天的证明。喉结滚了滚,那些被踢踹的疼、被辱骂的委屈,突然就堵不住了。“是李浩他们……”他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他们说我走路挡着道了。”
母亲的手僵在半空,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她知道李浩,那个校长见了都要笑脸相迎的男人的儿子。半晌,她才叹了口气,往他手里塞了个热馒头:“先吃点东西,妈去给你找药。”
夜里,阿明疼得没睡好。他以为忍过这一次就完了,却没想第二天放学,李浩带着人堵在巷口,手里还多了根木棍。“昨天我爸生日,没好好陪你玩。”李浩笑着挥了挥木棍,“今天补回来。”
这次没有躲闪的余地。木棍落在背上、胳膊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阿明抱着头蜷缩在地上,意识模糊间,只听见他们说“看他还敢告状” “他妈就是个卖鱼的”。
,再次睁开眼时,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消毒水的味道刺得鼻腔发疼,浑身都缠着绷带,动一下就像要散架。重症监护室的玻璃外,母亲的身影隔着水雾晃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她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账单,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另一只手攥着个塑料袋——里面是没卖完的鱼,鳞片还沾在袋口。
“医生说……要先交五万。”母亲进来时,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我们的医保……上个月忘了交……”
阿明张了张嘴,想让她别担心,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母亲背过身去抹眼泪,肩膀抖得厉害,泪水砸在账单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第二天,母亲去了派出所。接待的警察听她说完,只是皱着眉记了几笔,最后含糊道:“知道了,我们会问问情况。这几个孩子还小,家长也都有头有脸的,不好把事情闹大。”
母亲还想说什么,却被警察递过来的水杯打断了话头。走出派出所时,外面的太阳很刺眼,她抬头望了望,天空蓝得发空,像一张巨大的、冷漠的脸。而此刻的李浩家,昨天生日宴剩下的蛋糕还摆在桌上,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围着游戏机笑闹,谁也没提巷子里那个被打垮的身影。
母亲在重症监护室外的长椅上坐了四天,塑料椅面被她的体温焐得发潮,可手机始终没等来派出所的电话。第五天清晨,她攥着那张被眼泪泡软的账单,揣上从鱼摊邻居那借来的五十块钱,咬咬牙又去了派出所。
接待室里,上次那个警察正弓着背跟人说话,脸上堆着她从没见过的笑,眼角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母亲的心猛地一沉——被他捧着茶杯伺候的中年男人,正是李浩那个总上本地新闻的父亲,李建军。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指上的金戒指在日光灯下闪得人眼晕。
“李总您放心,那事儿我们都查清楚了,就是几个孩子闹着玩没轻重。”警察的声音谄媚得像泡在蜜里,“您忙您的,回头我让他们家长好好说说孩子。”
母亲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血腥味在嘴里弥漫开来。她忘了来时路上反复练习的措辞,拨开挡路的椅子就冲过去,声音因为激动发颤:“李老板!你不能不管!你儿子把我家阿明打成重伤了!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医生说……”
李建军皱了皱眉,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缠上,往后退了半步。“这位女士,”他打断她的话,语气里的不耐烦像冰碴子,“我已经听说了。小孩子打闹没轻重,我会好好管教他。但你儿子也未必全无辜吧?不然怎么就打他不打别人?”他掏出钱包,抽出两张百元大钞扔在桌上,“这点钱你先拿着,算我赔个不是。真要论起来,我儿子也受了惊吓,没让你赔钱就不错了。”
钞票落在桌上的轻响,像巴掌抽在母亲脸上。她猛地抬头,看向一旁的警察,想从他眼里找到哪怕一丝公正。可那警察只是飞快地翻了个白眼,嘴角撇出一抹嘲讽,仿佛在说“不知好歹”。
那一刻,母亲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她看着李建军被警察恭敬地送出门,看着那两张轻飘飘的钞票躺在桌上,突然想起阿明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的样子,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
又熬了三天,医院的催款单像雪片似的飞来。母亲把能借的都借遍了,水产市场的老板塞给她两千块,说“先救孩子”,可这点钱连一天的监护费都不够。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揣着阿明带血的校服碎片,蹲在警察局门口,只要有人进出就举起来哭喊,声音嘶哑得像破锣。
傍晚的风带着凉意卷过来,吹得她单薄的外套贴在身上。就在保安要把她架走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下。车窗降下,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目光沉静地落在她手里的碎片上。
“怎么回事?”男人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旁边的警察立刻换上笑脸:“沈检察官,一点小事,我这就处理……”
被称作沈巍的检察官没理他,只是看着站在风里的女人,眼神里没有不耐烦,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徐华凤愣了愣,突然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扑过去,带着哭腔的话像决堤的洪水,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