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元旦刚过,台北的寒意像浸透了盐水的麻绳,勒得人喘不过气。陈景云攥着搪瓷饭盒,站在学生食堂的长队里,目光无意识地掠过墙上新贴的《紧急戒严令》。白纸黑字的条文里,“禁止集会游行”“严控言论出版”“宵禁时间提前至晚八点”等字眼被红笔圈出,像一道道狰狞的伤口,割裂了校园往日的平静。
“景云,听说了吗?训导处今天查了三民主义研究社的活动室。”王浩端着饭盒挤过来,压低声音时,热气混着饭菜的油星喷在陈景云后颈,“有人举报他们私下传阅‘左倾’刊物,现在社长被叫去问话了,半天没回来。”
队伍向前挪动了半步,陈景云盯着前面同学碗里漂着的几片白菜叶,想起三天前夜里,他摸黑将装着家书的铁盒塞进床板下的缝隙,又用旧报纸仔细糊住边缘。自戒严令颁布以来,宿舍楼里时常有宪兵半夜查房,手电筒的光柱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个角落,张凯这类“自治会”成员更是借此狐假虎威,动辄翻查同学的行李。
“昨天晚上宵禁后,我听见隔壁楼有动静,”林明辉不知何时站到了陈景云另一侧,他总像只沉默的壁虎,在人群中悄无声息,“好像是哲学系的学生,因为晚归被带到训导处了。”他的筷子在饭盒里扒拉着糙米,米粒间混着几颗硌牙的石子,“现在连晚归都要写悔过书,这日子……”
话音未落,食堂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几个佩戴“学生自治会”臂章的人簇拥着一个穿藏青色夹克的男生走过,那人正是三民主义研究社的社长赵文远。他头发凌乱,领口扯开,嘴角似乎还有淤青,经过陈景云身边时,突然抬起头,目光像淬了冰的刀子扫过众人,最终落在墙上的戒严令上,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
“看什么看?!”张凯伸手推了赵文远一把,臂章上的“戡”字在日光下晃得刺眼,“不服气?跟我们走一趟!”
陈景云猛地低下头,假装专心对付饭盒里的石子。他能感觉到赵文远的目光擦着他的头皮掠过,那目光里有愤怒,有屈辱,还有一种让他脊背发凉的绝望。自戒严以来,校园里的空气就像被放进了冰窖,曾经讨论诗歌和哲学的课间,现在只剩下匆匆交换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沉默。
下午的《中国近代史》课上,白发苍苍的朱教授夹着教案走进教室,却在讲台上愣了半晌。往常挂在黑板上方的“三民主义万岁”标语不知何时被换成了“戡乱必胜,建国必成”,八个猩红的大字像两团火焰,烤得人太阳穴突突直跳。
“同学们,”朱教授扶了扶眼镜,声音比平时低了八度,“今天我们讲甲午战争……”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岛上的百姓……”话没说完,教室后门突然传来“砰”的一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抱着一摞文件站在那里,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台下。
朱教授的粉笔断成两截,掉在讲台上。他沉默了几秒,重新拿起半支粉笔,在“台湾”两个字上重重描了一遍,然后转向课本:“……所以说,落后就要挨打,同学们要铭记历史,发愤图强。”
陈景云低头在笔记本上涂鸦,笔尖却不受控制地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海峡。他想起昨天夜里,王浩偷偷塞给他半张香港报纸的剪报,上面用极小的字体登着大陆土改的消息,结尾处有一句“新中国百废待兴”。他把剪报夹在《古文观止》里,每次翻开都像触摸一枚灼热的炭块——那是他与对岸唯一的联系,尽管微弱,却足以让他在深夜里睁着眼睛,想象母亲在弄堂里晒棉被的样子。
下课铃响起时,朱教授突然对着空荡荡的走廊说了句:“都回去吧,路上小心。”陈景云走出教室,看见张凯正站在走廊尽头,对着那两个穿中山装的人点头哈腰。他赶紧拉了拉王浩的袖子,两人拐进旁边的楼梯间。
“刚才朱教授那话……”王浩靠在楼梯扶手上,大口喘着气,“他是不是想说台湾……”
“别问了。”陈景云打断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枚磨得发亮的铜钱,“昨天我把箱子里的东西都转移了,藏在床板下面。你也小心点,张凯他们盯得紧。”
楼梯间的光线从气窗漏进来,在王浩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纹路。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几张泛黄的信纸:“这是我爸以前在南京写的信,我用蜡封了口,藏在枕头里。”他的手指摩挲着信纸边缘,“景云,你说……我们还能等到拆信的那一天吗?”
陈景云没有回答。他抬头望向气窗外的天空,云层厚重得像一块浸了水的幕布,远处隐约传来军舰的汽笛声。那声音像一把钝刀,在他心上反复切割——他知道,当美国的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的消息传来时,那道隔开他与家乡的海峡,已经不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
他把铜钱塞进王浩手里,转身向楼下走去。戒严后的校园像一座巨大的蜂巢,每个角落都密布着看不见的眼线,而他们这些嗡嗡作响的工蜂,只能在蜂巢的缝隙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各自的蜜——那是褪色的邮票,未寄的信,还有藏在床板下的、关于“回家”的梦。
走到宿舍楼下时,他看见林明辉正蹲在墙角,用石子在地上画着什么。走近一看,是一幅简陋的中国地图,台湾岛被画得格外大,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两个字:回家。
陈景云的喉咙突然发紧。他蹲下身,捡起另一块石子,在“家”字旁边画了一道弯弯的桥。
此刻,远处的钟声响起,是下午四点的下课铃。但在戒严的校园里,这钟声更像是一道悠长的叹息,回荡在每个游子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