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林晓,是在巷子口那棵老槐树下。蝉鸣聒噪的盛夏,她攥着半块融化的绿豆冰,冰水滴在洗得发白的碎花裙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念念,”她仰起脸,鼻尖沾着点糖霜,“我妈说,你真要走啊?”
我点点头,手指绞着书包带。帆布包里装着新城市的地图,边角被汗水浸得发皱。爸妈单位调动的消息来得突然,前几天还和林晓蹲在槐树下挖蚂蚁洞,今天就要收拾行李。她手里的绿豆冰化得更快了,顺着指缝滴在青石板上,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
“那你还回来吗?”她问,声音比蚊子哼还轻。我盯着她脚边的蚂蚁,它们正拖着一块比身体大两倍的饼干渣,费力地往洞里挪。“不知道,”我说,“爸妈说那边学校好。”林晓没说话,突然把剩下的绿豆冰塞进我手里,冰碴子硌得掌心发麻。“给你,”她转身就跑,羊角辫在空中甩成两个小弧,“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
我捏着那半块黏糊糊的冰,看着她的背影拐进巷子深处。墙根下的牵牛花正开得热闹,粉紫色的花瓣上沾着露珠,是我们昨天一起浇的水。林晓总说这花像小喇叭,能把心事吹给月亮听。
火车开动时,我扒着窗户找那棵老槐树。它在巷子尽头站了几十年,树干上有我们用粉笔写的歪扭名字,还有用小刀刻的身高线——林晓总比我矮半个头,每次量完都要偷偷踮脚。车窗外的风景越来越快,槐树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融进灰蒙蒙的天际线。
新城市的房子很大,地板光得能照见人影。可我总在夜里想起老巷子的青石板,下雨天踩上去会发出“咯吱”声,林晓说那是石板在唱歌。学校里的同学说着带点卷舌的方言,我听不懂,就坐在教室角落画老槐树。同桌凑过来看:“这树好丑啊。”我把画纸折起来,塞进课本最深处。
第一个冬天来得猝不及防。新城市下雪了,雪花大得像棉花糖,可落在地上就化成水,黏糊糊的。老巷子的雪不一样,会积得厚厚的,林晓会拉着我堆雪人,用煤球做眼睛,偷拿家里的胡萝卜当鼻子。有次雪人堆得太高,我们爬上去踩,结果摔在雪地里,棉袄湿了大半,回家挨了顿揍,却在被窝里偷偷笑到肚子痛。
我给林晓写过信,信封上写着“老槐树巷3号”。等了三个月,信被退了回来,右上角盖着“查无此人”的红戳。后来听老家亲戚说,林晓家搬走了,巷子要拆迁,老槐树也被锯了,树干被拉去烧火,烧了整整三天。
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在文具店看到一板绿豆冰,包装和小时候的一模一样。付了钱,捏在手里没敢吃,冰化得满手黏腻,像那天林晓塞给我的半块。回家路上,风卷着落叶扑在脸上,我突然想起林晓跑开时的背影,她的碎花裙沾着草屑,辫梢系着我送她的红绳——那是我用压岁钱买的,五毛钱,能系住一整个夏天的蝉鸣。
大学毕业那年,我回了趟老家。老巷子变成了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我站在曾经的槐树下,地面铺着光滑的瓷砖,找不到任何树根的痕迹。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经过,手里拿着甜筒,蹦蹦跳跳地问:“阿姨,你在找什么?”
我看着她被风吹起的马尾辫,突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夏天,有个女孩攥着半块绿豆冰,站在槐树下,眼里的光比阳光还亮。
“找一个老朋友,”我说,“她总爱偷踮脚,说要长得比树高。”
再后来我醒了,我重回了初中,我想去找她,但记忆越来越模糊,过了段时间我将它当作一场梦遗忘了,到了高中我母亲为我办了转学手术,与她同一所学校,还与她同一个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