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地下室的真相

机会来得比我预想的快。

周末，阿祈要去上海参加一个陶瓷展会，往返两天。

“你要不要一起去？”他在门口换鞋的时候问我，“展会挺有意思的，能看到不少好东西。”

“队里走不开，”我说，“你玩得开心。”

门关上了。走廊里安静下来。

我等了十分钟，确认他没有折返，然后走到那扇门前。

门是锁着的。但不是那种保险锁，只是一把普通的弹子锁。我从阿祈工作台的抽屉里找到一把一字螺丝刀，插进锁芯，拧了两下。

锁开了。

门后是一条向下的楼梯，水泥台阶，没有灯。我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照亮了楼梯尽头的一扇铁门。

铁门没有锁。

我推开门。

福尔马林、腐败、铁锈、化学品混合的气味像一记重拳砸在我脸上。

我用手捂住鼻子，把手电筒的光扫进去。

地下室大约四十平方米，层高很低，头顶是裸露的管道和电线。靠墙放着一个不锈钢操作台，台面上摆着手术刀、骨锯、骨凿、止血钳。操作台下方的柜子里，整齐地排列着十几个玻璃罐，罐子里浸泡着已经分离好的骨骼——胫骨、股骨、桡骨、尺骨，每一块都清洗得干干净净，泛着象牙般的光泽。

墙的另一侧，立着四个大型冷冻柜。我打开第一个，里面是冷冻的肉块——不，是人体的残肢，用塑料袋包裹着，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编号。第二个冷冻柜里是正在解冻的整具尸体，是一个年轻女性，皮肤发青，眼睛半睁着。

第三个冷冻柜里，是一排已经处理好的骨骼，按部位分类，装在密封袋里，标注着骨粉的粒度和配比。

第四个冷冻柜半开着，里面空了一半。

靠墙的桌子上摊着一本笔记本。牛皮封面，厚厚的一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我翻开第一页。

“骨釉实验记录。编号F-01。胫骨，女性，二十五至三十岁。骨粉比例百分之六，烧成温度一千二百六十度。釉面光泽度八点三，质感较粗，气泡分布不均匀。”

编号F-02、F-03、F-04……

每一个编号对应一个人。每一个编号后面，记录着骨骼的部位、骨粉的比例、烧成的温度、釉面的评价。

第十个编号是F-10。最后一页写着：

“配方F-10完成。胫骨粉百分之八，长石粉百分之四十，石英粉百分之三十，草木灰百分之二十二。烧成温度一千二百八十度，还原气氛。釉面光泽度九点四，玉质感强，气泡细密均匀。完美。”

完美。

我用手机把每一页拍下来，拍了整整十分钟。

然后我退出地下室，锁上门，把螺丝刀放回抽屉，坐回到客厅的沙发上。

我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愤怒。

我拿起手机，拨了老周的号。

“老周，”我说，“找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什么位置？”

“城东老厂房，三楼，阿祈的工作室。”

“你确定？”

“确定。”

“待在那里别动，”老周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那个爱吹牛的老头，而是一个即将行动的指挥官，“我调人。二十分钟到。”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

夕阳正在落山，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暗红色，像窑里的火。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阿祈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我在派出所实习，他在医学院读研究生。一个朋友的朋友，在酒局上认识的。他跟我聊瓷器，从汝窑的天青釉聊到青花瓷的苏麻离青，聊了一整晚。

他说他最大的梦想，是烧出一只能传世的青花瓷。

我那时候觉得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后来他出国了，学医学可视化，画人体骨骼。回国后开工作室，做青花瓷。我们联系得不多，但每次见面都像以前一样，聊瓷器、聊人生、聊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好人。

十几分钟后，楼下传来警笛声。不是一声两声，而是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警笛声。

特警的车、刑警的车、技术科的车，一辆接一辆停在楼下。红蓝光在夜色中闪烁，把整栋楼照得像一个巨大的灯箱。

老周从车里下来，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窗前，冲他点了点头。

他带着人上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