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我，总固执地认为世界是由两把椅子拼凑而成的。

一把是父亲书房里那张褪了漆的木椅，扶手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光；另一把是爷爷从乡下带来的藤椅，经纬交错间蓄满阳光的味道。我把它们并排放在客厅中央，便宣告一艘伟大航船的诞生。我站在唯一的凳子上——那是瞭望塔，是驾驶台，是发号施令的舰桥——挥舞着刚从院里折下的石榴树枝，任命自己为这艘船的船长。

我的船员堪称豪华阵容：父亲当舵手，爷爷和外公分列左右舷，连家里那只花猫都被封为“侦察兵”。我们的航线蜿蜒在二十平米的水泥地上，晾衣绳是飘摇的海藻，母亲的洗衣盆是时隐时现的暗礁。我命令爷爷收起想象的帆，这位前炮兵营长便真的佯装拉扯看不见的绳索；我指挥父亲转向，这位中学教师果真郑重其事地转动那个根本不存在的舵轮。

“前方发现敌舰！”我透过卷起的作业本望远镜高喊。外公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把蒲扇舞得呼呼作响——那是我们的船帆在迎风鼓动。爷爷从口袋里掏出薄荷糖：“船长，补充弹药。”父亲把报纸卷成筒：“三点钟方向，疑似美人鱼。”花猫适时地“喵”一声，全船肃静，仿佛听见了塞壬的歌声。

不必说那汹涌的暗流（其实是地板的裂缝），不必说那迷人的漩涡（母亲打翻的水渍），单是窗台上扑腾的麻雀，就够我们召开军事会议。那时我相信，这样的航行会持续到世界尽头，相信爷爷永远有力气收帆，外公永远记得所有暗礁的位置，父亲永远能分辨美人鱼的真伪。

许多年后，当我在档案馆翻阅泛黄的航海日志，才懂得真正的船长证需要盖满时代的邮戳。我的船变成了早晚高峰的公交车，握着的不是罗盘而是手机；我的海洋变成了报表的汪洋，要躲避的不是暗礁而是失误。偶尔在会议室里走神，还会想起那个挥舞树枝的下午——如今我确实能命令许多人，却再也不能命令时间停留在最幸福的时刻。

历史是个狡黠的舵手，它悄悄调转了所有人的航向。爷爷的腿脚最先跟不上风浪，上船需要拄着拐杖；接着外公的记性像退潮的沙滩，常常忘了我们正在航行；最后连最健壮的父亲，也渐渐看不清我设定的航标。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下船，把锚抛在了各自的岁月港湾。

直到某个黄昏，我独自拼起那两把旧椅子。藤椅的经纬松垮了，木椅的漆色更淡了。我站上那个矮凳，突然听见时光的海浪在耳边回响。原来他们从未真正离去——爷爷化作了吹动船帆的信风，外公变成了指引方向的星辰，父亲则是永远托着船底的海流。而我自己，也成了另一个孩子的港口，在生命的循环里体会着传承的沉重与轻盈。

后来我的船员们一点点离开了我，有的驶向永恒的白鲸之乡，有的停泊在记忆的珊瑚礁。但是我永远会借他们——借爷爷口袋里的半块薄荷糖当不老泉的秘药，借外公的蒲扇作风向标，借父亲卷起的报纸做藏宝图。我甚至要向岁月借一截石榴树枝，借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下午，继续航行在名为成长的海域上。

我的船永远为他们留着位置。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再次启航，在时光的皱褶里打捞沉落的欢愉。这或许就是人类对抗历史沧桑最温柔的方式——把消逝的瞬间酿成不朽的蜜，让每一个告别的船长，都成为永恒航程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