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以宁睁开眼睛,在黑暗中。
天花板在视野上方隐没于黑暗,没有形状,没有边界。涂着哑光的白色乳胶漆,此刻融进一片均匀的、没有层次的黑色里。纪以宁眨了眨眼,视网膜上残留着梦的余烬——不是图像,是感觉。一种下沉的感觉,像是躺在水底,看着水面上的光越来越远。
纪以宁躺着,一动不动,然后抬起右手,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左耳垂。那个十四年前穿过的耳洞位置,在凌晨三点的寂静里突然苏醒,散发出一阵记忆的灼热。
不是疼痛,是一种发痒的、细微的搏动,像皮肤下面埋着一小节快要苏醒的神经。
纪以宁松开手,在黑暗中眨着眼睛。意识像沉入水底的物体,缓慢地上浮,带着水压改变带来的轻微耳鸣。耳鸣声在颅腔内形成空洞的回响,与耳垂的搏动形成古怪的和声。
黑暗中,纪以宁的思绪开始沿着一条既定的轨迹滑行——不是纪以宁选择了这条轨迹,而是记忆自己找到了出口。
妈妈的手,颤抖着,握着那支穿耳枪。
那年纪以宁九岁,或者十岁?记忆里的季节总是模糊的,但那天商场二楼美容院的空调冷气,纪以宁记得很清楚。冷气从头顶的出风口吹下来,在纪以宁裸露的肩膀上激起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
“怕不怕?”妈妈问。妈妈蹲在纪以宁面前,手放在纪以宁的膝盖上。妈妈的手指很凉,但掌心是温热的。
纪以宁摇头。不是不怕,是知道怕也没有用——这是妈妈答应带纪以宁来打耳洞的条件:不许哭,不许躲。
美容院的女人用酒精棉球擦纪以宁的耳垂,酒精蒸发带来刺骨的凉。然后她用蓝色的笔在耳垂上画点,左耳一个,右耳一个。纪以宁从面前的镜子里看着,看着自己耳垂上那两个突兀的蓝点,像两个小小的、等待被打开的入口。
“准备好了吗?”女人问,手里拿着那支浅蓝色的塑料穿耳枪。
妈妈站到纪以宁身后,双手按在纪以宁的肩膀上。不是按压,是一种支撑。“闭上眼睛。”妈妈在纪以宁耳边说,声音很轻。
纪以宁闭上眼睛。黑暗让其他感官变得敏锐——空调的嗡嗡声,远处电梯到达的叮咚声,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然后,左耳垂传来压力,紧接着是一声清脆的“咔嗒”。
没有想象中的疼痛,更像是一根很粗的针快速穿过皮肤,留下短暂的、尖锐的触感,然后就是麻木。右耳重复同样的过程。纪以宁睁开眼睛时,镜子里自己的耳垂上已经多了两颗小小的、银色的耳钉,周围皮肤微微发红。
“真勇敢。”妈妈笑着说,手指轻轻碰了碰纪以宁的脸颊。那是妈妈最后一次用那种完整的、没有杂质的爱看着纪以宁——就在那天之后不久,弟弟出生了。
耳垂上的灼热感开始蔓延,变成一种细微的、持续的痒。纪以宁用指甲轻轻刮了刮耳廓边缘,沙沙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家里的狗狗,叫小白的土狗,被铁链拴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
小白是纪以宁十二岁那年从路边捡回来的。那时它还是个脏兮兮的小奶狗,躲在纸箱里瑟瑟发抖。纪以宁求了三天,妈妈才同意留下它。“你负责照顾。”妈妈说。
纪以宁负责了——喂食、洗澡、带它散步、清理粪便。小白长得很快,从一只手就能托起的小毛团,长成一只中型犬,黄色的毛在阳光下像成熟的麦田。它特别聪明,会接飞盘,会帮纪以宁叼拖鞋,会在纪以宁写作业时趴在纪以宁脚边,下巴搁在纪以宁的拖鞋上。
弟弟开始学走路那年,小白两岁。有一天,弟弟摇摇晃晃走向小白,伸手抓小白的尾巴。小白受惊了,低吼了一声,没有咬,只是警告。弟弟摔倒了,哭了。
爸爸从屋里冲出来。
那天晚上,纪以宁听到爸爸在电话里说:“对,土狗,黄色的,很健康......价钱好说。”
第二天放学回家,石榴树下空了。铁链还在,拴在树上的那一圈把树皮磨出了深深的痕迹,但另一端空荡荡地垂在地上。食盆和水盆还在,里面还有早上纪以宁放的食物和水。
“狗呢?”纪以宁问妈妈。
妈妈在厨房洗菜,背对着纪以宁:“送走了。你弟弟还小,狗太危险。”
“送去哪里了?”
“乡下亲戚家。”妈妈始终没有回头。
纪以宁知道妈妈在撒谎。亲戚家都在城里。但纪以宁没有追问,只是走到石榴树下,捡起那截空荡荡的铁链。铁链很凉,上面还留着小白的气味——那种温暖的、带着阳光和尘土的气味。
铁链在纪以宁手里变得越来越重,重到纪以宁几乎握不住。
耳垂的痒转移到了耳道深处。纪以宁想掏耳朵,但凌晨三点不是掏耳朵的合理时间。纪以宁翻了个身,侧躺着,把左耳压在枕头上。压力让耳道里的痒变成一种沉闷的、有节奏的搏动,和心跳同步。
高一那年的教室,在四楼,窗户外能看到操场和远处的山。
纪以宁坐在靠窗的位置,数学课上,老师在讲三角函数。纪以宁听不懂,那些sin、cos、tan像某种外星文字,在黑板上排列成毫无意义的图案。纪以宁在课本空白处画衣服——连衣裙、外套、衬衫,领口和袖口处仔细地画上蕾丝和褶皱。
同桌的女生凑过来看,小声说:“你画得真好。”
那是纪以宁第一次听到有人称赞纪以宁的画画。不是“画这个有什么用”,不是“女孩子应该专心学习”,而是简简单单的“真好”。
纪以宁开始更认真地画。画想象中的校服,画杂志上看到的时装,画梦里出现的、缀满星辰的长裙。画满了一整个素描本,藏在书包最底层,像藏着一个不能被发现的秘密。
高二分科,纪以宁想选文科,想学艺术。爸爸把志愿表拍在桌上:“艺术?那是正经人学的吗?选理科,将来好找工作。”
纪以宁选了理科。物理、化学、生物,每一门课都像一门外语,需要死记硬背那些纪以宁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公式和定律。成绩单上的数字越来越难看,排名越来越靠后。班主任找纪以宁谈话:“你是不是没有尽力?”
纪以宁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尽力了,每天晚上学习到凌晨一点,周末上补习班,错题本写满了三本。但那些知识就是进不去纪以宁的大脑,像水泼在石头上,瞬间流走,不留痕迹。
只有在深夜,做完所有作业后,纪以宁才敢拿出那个素描本,在台灯下画几笔。那些线条是纪以宁唯一能理解的语言,那些阴影是纪以宁唯一能表达的情绪。
高三冬天,素描本被妈妈发现了。妈妈没有骂纪以宁,只是翻看着那些画,看了很久。然后妈妈说:“画得很好。”停了一下,又说:“但高考不考这个。”
第二天,素描本不见了。纪以宁没有问它去了哪里。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追问只会让失去变得更加具体。
耳道里的痒终于消退,但纪以宁彻底清醒了。凌晨三点四十一分,手机屏幕的蓝光刺眼。纪以宁解锁屏幕,手指无意识地在应用图标间滑动,最后点开了抖音。
屏幕的光在黑暗中形成一个长方形的亮块,像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户。纪以宁往下滑,一个接一个的视频:宠物搞笑、美食制作、旅行片段、舞蹈挑战。画面闪烁,声音断续,像一列经过的火车,每个窗口都展示着别人生活的一个碎片。
然后,纪以宁停了下来。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视频——没有人物,只有一段文字,白底黑字,配着舒缓的钢琴曲。文字写着: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有人陪你去疯了吗?
还是你终于学会,在深夜里自己做完那些梦,
然后在早晨醒来时,绝口不提。”
钢琴曲继续流淌,是纪以宁没听过的旋律,温柔而感伤。文字在屏幕上停留了十秒,然后慢慢淡出,视频结束,自动播放下一个。
但纪以宁没有往下滑。纪以宁停留在那个黑屏的界面,耳边还回响着那段文字的声音——不是真的声音,是纪以宁在心里默念时,自己声音的回响。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高一那年,纪以宁的梦是当服装设计师,去巴黎,去米兰,去所有有时装周的城市。纪以宁甚至偷偷查过中央圣马丁学院的申请要求,把网页保存在收藏夹里,起名为“学习资料”。
高二那年,梦缩小了——只要能学设计就好,任何学校都好,只要能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纪以宁的地方。
高三那年,梦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数字:高考分数。要考多少分才能选一个远离家乡的大学,要考多少分才能有选择的权利。
然后呢?
纪以宁来到伦敦,学了设计,成了设计师。那些冒险的梦实现了吗?实现了,又没完全实现。纪以宁走在曾经梦想过的街道上,但脚步匆忙,为了赶地铁,为了交稿,为了应付房租和账单。那些梦变成了日常,失去了冒险的光泽。
有人陪你去疯了吗?
没有。纪以宁始终是一个人。一个人申请学校,一个人坐飞机,一个人找房子,一个人应对所有文化冲击和语言障碍。疯过吗?也许有过——在期末展通宵赶工,在作品被选中时尖叫,在第一次收到薪水时去买了一直想要的布料。但那些疯是安静的,是自己的,没有观众,没有同伴。
钢琴曲在纪以宁脑海中继续,虽然视频已经结束了。那段文字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某个一直密封的情绪容器。不是剧烈的疼痛,是那种细微的、持久的、一旦察觉就无法忽视的酸涩。
纪以宁按熄手机屏幕。黑暗重新涌上来,比之前更加厚重,因为眼睛被光刺激过,需要更长时间适应。纪以宁眨着眼睛,等待视网膜上的光斑消退。
天花板重新显现,在逐渐适应的黑暗中,从绝对的黑色变成深灰色,再变成一种有纹理的、有深度的灰色。纪以宁看着它,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纪以宁一直在看着各种天花板——家里卧室的、大学宿舍的、伦敦第一个合租公寓的、现在这个公寓的。每一片天花板都见证过纪以宁的清醒,在无数个像这样的深夜里。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耳垂已经完全平静了,不再发烫,不再发痒,只是一个普通的身体部位,安静地待在头的两侧。那个十四年前的耳洞,那个九岁时妈妈陪着打下的印记,现在只是一个几乎感觉不到的小孔,像皮肤上一个极小的、愈合的火山口。
纪以宁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呼出。空气在肺里循环,带走一些什么,留下一些什么。
抖音已经退出了,但那句话留了下来,悬浮在凌晨的黑暗里,像一句不需要回答的提问,像一个终于被说破的秘密。
窗外的天色开始变化,从深黑变成深蓝,像墨水里兑进了第一滴稀释剂。很快,天就要亮了。纪以宁闭上眼睛,不再对抗睡意,任由它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淹没脚踝、膝盖、腰部、胸口。
在完全沉入睡眠之前,最后一个清晰的念头是:
那些冒险的梦,纪以宁还在做。只是现在,纪以宁学会了在深夜里自己做完,然后在早晨醒来时,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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