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从不跟我说起我家过去的事。问爷爷,他总是沉默片刻,然后转移话题,好像那些陈年旧事不曾存在过。直到我十五岁那年,他醉酒后才松了口。
"咱们山里人,祖辈子辈都在这穷山沟里刨食。你爷爷我,你太爷爷,你祖爷爷,世世代代都没出过这山。"爷爷说着,眼神望向窗外的大山,"可你知道吗,咱们家原来不姓王。"
那晚的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的疑惑。我家祖上姓杨,是这山沟里的大户人家,有田产,有山林,还开着磨坊。解放前,我祖父杨德寿是这一片最富裕的地主,光帮工的长工就有十几个。
可世事变迁,天翻地覆。当年分田分地,我家被扒了个精光。祖父被批斗,绑在村口的槐树下,头顶戴着高帽子,前胸后背挂着"地主蛀虫"的牌子,村里人排着队去打他,吐他。
我父亲那时还小,是我太爷爷拼死护住了他。后来我太爷爷带着我父亲逃到了隔壁县城,改姓王,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如今忆起这些,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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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秋天来得早。九月中旬,山上的树叶已经开始泛黄。清晨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腿,我跟在爷爷身后,穿过村后的那片松林,朝着山里走去。
"快一点,趁着天亮前到地方。"爷爷催促着我。
我加快了脚步,手里的铁锹和铁镐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声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村里的大工程——开山修路。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我个子高,力气也大,村长说我可以跟着大人们一起干活了。
十里外的县城正在兴建水泥厂,需要从我们这座山上运出大量的石灰石。可山路崎岖难行,连牛车都上不去,只能靠人力把石头一担一担地挑下山。县里决定开一条直通山顶的路,让汽车能直接开到采石场。
我们村是离山最近的,自然成了主力。全村壮劳力,男女老少,只要能拿得动工具的,都被抽调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修路运动。
"爷爷,这条路什么时候能修好?"我问道。
"快了,上面说再有一个月,汽车就能开上山了。"爷爷语气里带着些许自豪,"修好了,咱们村也能沾光,以后去县城就方便多了。"
太阳还没升起,山谷里雾蒙蒙的。我们沿着山脚下的小路,向着工地走去。远远地,我就听见了人声和工具敲打的声音,看见了星星点点的火把光亮。
"今天要打通老虎岭那个山包。"爷爷压低声音对我说,"那地方邪门得很,你别乱跑。"
"有什么邪门的?"我好奇地问。
"老辈人传下来的,那山包是不能动的。"爷爷支支吾吾地说,"说是那里埋着不干净的东西。"
我撇撇嘴,不以为然。这些迷信的说法,我从小听到大。山里的老人总说这山有灵性,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规矩多得数不清。
工地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村长拿着大喇叭站在高处,正在安排今天的工作。县里来的干部也在,穿着整齐的藏青色中山装,戴着大檐帽,站在一旁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