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去了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人登记了一下，说这看起来是工伤事故，不是刑事案件，建议他们走劳动仲裁或者法律途径。
林大山和李桂芳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身心俱疲。他们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每天只能吃最便宜的面条。住的旅馆也越来越简陋。
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他们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他们在厂门口守着，希望找到其他了解情况的工友。但厂里似乎下了封口令，很多工友都避着他们，少数愿意说的，也只是含糊其辞，生怕惹上麻烦。
“小乔她……唉，这厂子不是人待的地方。”一个偷偷跑出来的工友低声说，“机器经常出问题，厂里也不修，就让我们硬着头皮干。”
“那她出事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桂芳急切地问。
那工友叹了口气，看了看四周，小声说：“那天机器卡住了，她去弄，不知道怎么的……就卷进去了。”
卷进去了？李桂芳一听，腿都软了。机器故障，卷进去了，怎么会是“猝死”？厂里的人在撒谎！
他们更加坚定了要查明真相的决心。可是，该怎么查呢？他们没有证据，没有门路，甚至连一个愿意帮忙的人都找不到。
他们试着联系了几家律师事务所，但一听是工伤死亡的案子，又涉及外地务工人员，很多律师都表现得很谨慎，有的直接拒绝了，有的说要先交一笔高昂的咨询费和调查费，这对于林大山一家来说是天文数字。
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牢笼里，四面都是冰冷的墙壁，找不到一丝缝隙。
一天，林大山在街上看到一个报刊亭，上面摆满了报纸。他鬼使神差地买了一份当地的都市报。回到简陋的旅馆里，他一页一页地翻着。他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只是希望能看到一些关于女儿，或者关于这家纺织厂的报道。
当然，报纸上并没有关于林小乔的任何消息。然而，在社会新闻版面，他看到了一篇关于某地非法童工的文章，报道了一群未成年人在黑作坊里遭受非人待遇的故事。
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叫陈记的记者。文章写得很犀利，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林大山心里突然燃起了一丝希望。或许，这位记者会愿意帮助他们？
他按照报纸上提供的联系方式，颤抖着手拨通了陈记的电话。
电话那头，陈记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很沉稳。林大山把女儿的事情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声音里带着哭腔。
陈记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几个问题，比如厂子的具体地址，林小乔的工友联系方式等等。他没有立刻承诺什么，只是说会关注这件事，如果有可能，会去调查一下。
挂断电话后，林大山的心情并没有全放松下来。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一个大记者，怎么会轻易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去调查一个普通的工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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