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跟母亲一块儿来的,有时同来同走,有时先走一个。兵部的事忙,每次来都赶在傍晚,像是忙完了一整日才抽出身。
他来的话,大多是在正堂坐坐,和裴琰说几句话,问问朝中的事。
有一回他走进我屋里,站在门口看了看窗台上的水仙,又看了看床边的暖炉,然后走到窗边,伸手摸了摸那盆水仙的叶片,说:“你祖母养水仙是一把好手,往年府里过年那几盆,都是她亲手催的。”
他站在那里,手指轻轻碰着水仙的嫩叶,像在碰一件很轻的东西。他没有多留,也没有看我,说“好好歇着。”便走了。
我坐在床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暖意。
阿兄隔三差五也来。他来的时候动静最大,人还没进院子声音已经到了:“妹妹!阿兄来了!”
每次来都带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一回是一袋子炒栗子,还热乎着,说是在街口闻到香味顺手买的;有一回是一把弹弓,木头削的,粗糙得很,说是自己做的。
“你要是闷了,往院子里那棵树上打几颗石子,比坐着发呆强”。
我接过那把弹弓,哭笑不得,问他是不是还把自己当十岁的小子,他理直气壮地说:“给你解闷用的,又不是给我。”
那弹弓后来被我搁在书架上,和那盆水仙并排放着,一个粗犷一个纤细,倒也不算违和。
阿姊来得比所有人都勤。她有时从东宫出来,绕路到裴府,进了门也不让人通报,自己走进院子,在廊下站一会儿,等里面的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她便微微笑着,说一声“我来了”。
她来的时候通常带着茶点——有时是一包桂花酥,有时是一罐蜜饯,有时只是一壶她亲手泡的茶,用暖窠装着,到了还能倒出冒着热气的一盏来。
有一回她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我午睡刚醒,头发散着没梳,她坐在床边替我拢了拢头发,说:“头发又薄了些。”
语气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很小的事。
我侧过头看她:“阿姊,你是不是觉得我瘦了?”
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把最后一缕碎发别到我耳后,说:“冬天嘛,长不胖也正常。等开春了就好了。”
她说“等开春了就好了”的时候,语气和说“等明年雪化了”一样平,可我知道她在心里数着一个日子,和裴琰数着同一个日子,只是谁也没有挑明。
就像窗户上的霜花,明知道太阳一晒就化了,可它在那里的时候,确实挡着风。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水仙抽了叶,又抽了花葶,矮矮的,裹着一层薄薄的绿膜,鼓鼓的,像是憋着什么话。
裴夫人把冬衣翻出来晾晒,满院子都是樟木和阳光的气味。
阿兄的弹弓被我打了一次,第一颗石子擦着树皮飞过去了,第二次打在树干上,留下一个浅浅的白痕,像一句很轻的回应。
阿姊偶尔来了会跟我一起坐在廊下剥栗子,壳堆在手边,像一座小小的褐山。
裴琰每日下值回来,先进屋看看我,然后才去换衣裳,像一根风筝线,每天都要确认那头还牵着才算完。
隆冬越来越深,院里的竹子被雪压弯了几根,裴夫人拿竹竿去抖,抖落一地碎雪。
我站在窗边看着那簌簌掉落的雪花,觉得冬天虽然长,可每天都有人在身边走过、落座、说话、告别。
水仙最终开了,三朵,小小的,白瓣黄心,像一盏盏斟满阳光的小杯,静静地立在窗台上。
我对着那三朵花看了一会儿,想起祖母送来时说的话——“逢冬正好”。
逢冬,正好。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许诺,可那花确实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