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持续了约莫两分钟,在令人窒息的寂静后,一切恢复了平静。但余震依然不时传来,像怪物的低吼。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地震引发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冲断了进村的唯一道路。村里的几间房屋坍塌,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我们的越野车被飞落的巨石砸成了废铁。通讯完全中断,我们彻底被困在了这个偏僻的村落里。
食物和饮用水成了最直接的问题。村子本身物资就不富裕,多数家庭的余粮也仅仅够维持一段时间。我们的团队虽然带了一些应急食品,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滞留的恐慌迅速在人群中蔓延。
村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脸上布满高原风霜留下的深刻皱纹。他组织村民计算剩余物资,分配有限的食物和水源。我们这些外来者,此刻成了村里的负担,也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临时组成的生存团队面临的不仅仅是物质匮乏。对未知的恐惧,对外界的失联,对未来的迷茫,开始啃噬着每个人的神经。张扬不停地摆弄着他的手机,试图找到哪怕一丝信号;王莉焦虑地计算着食物的消耗速度,时不时发出悲观的叹息;李教授则相对镇定,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一些受伤的村民处理伤口。
我努力保持冷静,发挥我作为文化研究者的特长,试图与村民们交流,了解村子的情况,寻找潜在的生机。村长告诉我,在历史上,格萨尔村曾多次遭遇自然灾害,但从未像这次这样彻底断绝与外界的联系。他忧心忡忡地望着远处的雪山,喃喃自语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藏语。
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天,怪异的事情开始悄悄发生。
最初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我和王莉去村子边缘的小溪打水,溪水清澈见底,但总能看到一些若隐若现的影子在水底游动,形似手指,又像是某种植物的根须。我们用树枝搅动,它们瞬间消失,等水面恢复平静,那些影子又会出现。王莉觉得是光线折射,我却感觉毛骨悚然。
接着是村里饲养的牦牛,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不肯进食,眼神惊恐地望向某个方向。村民们说,牦牛能感受到普通人感受不到的东西。
夜晚,我们睡在村里的临时避难所,那是一间较大的土屋。屋子里挤满了人和牲畜,空气混浊而闷热。睡梦中,我总能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又像是风吹过经幡发出的簌簌声,但仔细听,又什么都没有。
第四天,李教授出现了幻觉。他坚持说看到他年轻时救治过的一个病人,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藏族妇女,站在屋外对他微笑。我们试图用医学知识解释,高原反应本就容易引发幻觉,加上缺氧、疲劳和精神压力,产生这些症状是正常的。但他坚持认为,那感觉太真实了,真实到能闻到对方身上特有的酥油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