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前夜，我在首饰盒里发现那枚樱花胸针。银色的花瓣上嵌着细小的碎钻，像极了六年前那个春日，落在沈新辞睫毛上的樱瓣。
那年我在东京上语言学校，住在高田马场附近的旧公寓。清晨总能看见穿校服的少女们踩着木屐走过，木屐声叩在石板路上，像一串被踩碎的樱花。林砚之是我的邻居，总在凌晨三点敲开我的门，带着刚烤好的可颂，面皮上还沾着细盐粒。
“日语动词变形要像揉面团，”他把温热的可颂塞进我手里，“得反复搓揉才记得住。”他的围裙上永远沾着面粉，笑起来时左眼角有颗泪痣，像落在雪地里的樱花瓣。那时我总抱怨他的作息奇怪，后来才知道，他在楼下的面包房打两份工，白天做学徒，深夜还要去便利店值夜班。
樱花祭那天，我逃了日语课，蹲在新宿御苑的樱树下背单词。花瓣落在课本上，把“桜”字的假名都盖住了。沈新辞突然出现，手里提着便利店的塑料袋，里面装着饭团和梅子酒。“别背了，”他在我身边坐下，樱花落在他的睫毛上，“樱花的花期只有七天，单词却永远都在。”
我们坐在树下喝酒，看晚樱在暮色里飘落。他说他来东京三年了，没去过迪士尼，没看过晴空塔，甚至没好好看过一次樱花。“等攒够钱开面包房就去，”他咬了口饭团，梅子馅从嘴角漏出来，“到时候在店里摆个樱花形状的烤炉。”我看着他被夕阳染红的侧脸，突然想起他围裙口袋里永远装着的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各种面包的设计图，连可颂的褶皱都标着角度。
变故发生在梅雨季节。那天我冒雨去给他送伞，面包房的玻璃门上贴着“休业”的纸条。他在公寓里收拾行李，行李箱旁边堆着几个纸箱，里面装着他的烤模和笔记本。“父亲中风了，”他的声音像浸了水的纸，“得回去接手家里的米店。”我看着他打包那套樱花图案的咖啡杯，突然想起他说过，以后要在面包房用这套杯子招待客人。
离别的前一晚，他敲开我的门，手里捧着个礼盒。里面是那枚樱花胸针，还有封信。“樱花从开到落是七天，”他说，手指抚过胸针的花瓣，“但不同纬度的樱花花期不同，有的地方三月开，有的地方五月谢。”我攥着胸针，听他说老家的米店门前有棵老樱树，每到四月就开得漫天漫地。
他走后，我在东京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可颂的清晨。地铁站的自动贩卖机还冒着冷气，上班族们行色匆匆，没人注意到樱花又落了一层。我摸着胸前的胸针，突然明白他说的“时差”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就像不同纬度的樱花，注定要在错过的季节里绽放。
后来我留在东京工作，在新宿一家出版社做校对。每次路过那家面包房，都会看见不同的学徒在橱窗里摆放面包，可颂的褶皱总是歪歪扭扭，不像沈新辞画的45度角。偶尔收到他的邮件，说米店生意不错，老樱树今年开得特别盛，附上的照片里，粉色的花簇压弯了枝头，却没有他的身影。
三年后的春天，我在涩谷的十字路口遇见沈新辞。他穿着剪裁利落的西装，递来的名片上印着“建筑设计师”。我们在表参道的咖啡馆约会，他说他在德国留学时，见过能旋转的樱花雕塑。“时间和空间都是有误差的，”他搅着咖啡，无名指上没有戒指，“就像樱花从北海道开到冲绳，需要整整两个月。”
婚礼定在四月，正是东京樱花最盛的时节。沈新辞在神户订了海景酒店，说要在露台办仪式，让樱花落在香槟杯里。我看着婚纱店的镜子，白纱上的樱花刺绣精致得像标本，突然想起林砚之的樱花烤炉，还有他围裙上的面粉。
前夜整理首饰时，那枚胸针突然掉出来，滚到行李箱旁。我鬼使神差地打开电脑，点开那个许久未联系的邮箱。最新的邮件停在去年冬天，标题是“樱花开了”。附件里是段视频，画面摇晃着扫过盛开的樱花树，突然定格在树下的身影——沈新辞穿着深色外套，旁边站着穿蓬蓬裙的女孩子，正伸手替他拂去头上的花瓣。
窗外的夜风带着樱花的香气，我摸着胸针上的碎钻，忽然想起他说过的话。原来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樱花，有些花期虽然重叠过，终究要在不同的时区里结果。阿航在客厅打电话，声音温和地确认着婚礼流程。我把胸针放进首饰盒最底层，合上盖子时，听见远处的电车碾过轨道，像极了那年清晨，林砚之敲门时的节奏。
婚礼当天，露台的樱花准时飘落。沈新辞替我戴上戒指，香槟杯里落了片花瓣，像谁不小心掉下的泪。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我望着海平面上的云，突然想起千里之外的老樱树，此刻应该也在风中簌簌落着花吧。那些曾在记忆里纷飞的花瓣，终将在时光的河流里找到各自的归宿，就像不同纬度的春天，终将在某个晨昏线的交点，完成关于绽放的接力。
晚宴结束时，我收到啊航的邮件，只有短短一行：“新婚快乐，樱花正盛。”我望向窗外，夜空中的樱花还在飘落，有的落在草坪上，有的溶进海水里。原来真正的释怀，不是追赶花期的时差，而是懂得每朵花都有自己的季节，而我们曾在同一片天空下，被同一场春风拂过，便已足够。
摘下婚纱时，那枚樱花胸针静静地躺在首饰盒里。我轻轻合上盒盖，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极了六年前那个樱花飘落的夜晚，某个少年敲门时，我胸腔里震出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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