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凑尸体（一）

我叫陈松志，在《江城日报》做了十二年记者。我跑过凶杀、跑过失踪、跑过各种匪夷所思的人间惨剧，但有一个案子，十二年来我从没碰过。

倒说不想碰，是不敢碰。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周末，我都会把当年的采访笔记从铁皮柜最里面那一格拿出来，翻一遍，再放回去。那些纸页已经发黄发脆，圆珠笔的字迹也有些褪色了，但每一行字都能把我拽回十二年前那个夏天——那个江城市第三中学被烈日炙烤的操场，那栋灰扑扑的老教学楼，还有那间永远让我脊背发凉的生物实验室。

十二年了。案子没破。

去年秋天，我在一个媒体同行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叫李康杰的年轻人。他二十四岁，瘦高个，戴黑框眼镜，在一家网络平台做悬疑类播客，专门讲那些没破的悬案。饭吃到一半，他忽然隔着桌子问我：“宋老师，您知不知道江城三中那个案子？”

我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然后说知道。

“我想做一期节目，”他说，眼睛在镜片后面亮得发光，“我查了所有公开资料，总感觉这个案子有东西没挖出来。您是当年跑过现场的记者，能不能跟我聊聊？”

我当时没有答应。我说那个案子太旧了，旧到很多细节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真正的原因我没说——我不是记不清，我是忘不掉。十二年前我从那个现场走出来之后，做了整整一周的噩梦。那些画面，那些气味，那种被巨大谜团压住胸口喘不上气的感觉，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第二次。

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站在书房里，把那本封存了十二年的采访笔记从铁皮柜里拿了出来，翻到第一页。上面写着一个日期和一个名字——

“6月12日。江城三中生物实验室。死者：？”

死者后面那个问号，是我在现场写下的。十二年过去了，那个问号依然没有变成句号。

第二天，我给李康杰回了电话。

“那个案子，我可以跟你一起查。但我有一个条件——不是采访，不是节目，是我们两个人私下查。查到什么，公不公开，咱们最后再说。”

李康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们在城西的一家茶馆碰了头。我把当年的采访笔记摊在桌上，他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他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公开信息——新闻报道、论坛帖子、知情人的匿名爆料，甚至还有一份他从一个退休老刑警那里软磨硬泡搞来的内部案情摘要。

“陈老师，我先把我掌握的情况说一遍，您帮我看看跟您当年的记录有没有出入。”李康杰翻开文件夹，清了清嗓子，然后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像一根手指，把我心里那扇关了十二年的门，一把推开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号，江城市第三中学的生物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不是一具。”我打断了他。

李康杰抬起头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瞳孔微微放大。

“现场发现的人体残块，来自至少五具不同的尸体，”我说，声音压得很低，尽管茶馆包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所有残块都被重新切割、拼接、缝合，最终组合成了——一具完整的尸体。”

李康杰放在键盘上的手指微微僵了一下。

“这就是卷宗里说的‘拼合尸体’？”他问。

“对，”我低头看着自己十二年前在采访笔记上画的那张潦草的示意图，“一个脑袋，一个躯干，两条胳膊，两条腿，拼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法医鉴定后发现——脑袋是一个人的，躯干是另一个人的，左臂和右臂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人，左腿和右腿又分别属于另外两个人。五个人，拼成了一个人。”

“五个人……”李康杰把这个数字在嘴里默念了一遍，脸色微微发白。

“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我翻到笔记本的下一页，指着上面一行字，“最奇怪的是——这五个人，法医通过DNA比对、失踪人口数据库、学校师生排查，一个都没对上。这五个人的身份，到现在都是谜。”

“那学校里有没有人失踪？”

“有，”我合上笔记，靠在椅背上，“三中的生物老师，方继明。案发前一周，六月五号，他下了班之后骑自行车离开学校，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报案失踪的是他妻子。”

“妻子？”

“叫吴芳芳，也是三中的老师，教语文的。她说方继明那天出门前没有任何异常，只是说要回学校拿一份落在实验室的教案。但学校门口的监控只拍到他进来的画面，没拍到他出去。”

李康杰飞快地在电脑上敲着字，敲到一半忽然停下来，抬头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困惑：“等一下，方继明失踪了，但他的尸体不在那五具里面？”

“不在。DNA比对过，不匹配。”

“也就是说，有一个失踪的老师和五个身份不明的死者。失踪的老师不是任何一名死者，五名死者的身份也完全未知。”李康杰靠在椅背上，眉头拧成了一个结，“这不合逻辑啊。如果方继明是凶手，他杀了五个人，拼成一具尸体，然后逃了——那他自己怎么也不见了？如果他是受害者之一，那为什么DNA对不上？”

我没有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十二年来我也没想通过。

两周后的一个傍晚，李康杰给我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亢奋：“宋老师，你明天有空吗？咱们去一个地方。”

“哪里？”

“江城市第三中学。”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一紧。十二年了，那所学校还在。二零零八年之后，三中的生源逐年萎缩，后来被并入了一所更大的中学，原校区改成了一个职业培训基地，但教学楼和实验楼都没拆。那间生物实验室，理论上，应该还在原来的位置。

我约了一个人，”李康杰说，“方继明的妻子吴芳芳，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她答应跟我们聊聊。”

“你怎么说服她的？”

“我说我们想查清楚她前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个时间一个地点，说明天下午三点，三中老校区门口见。”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我和李康杰站在了江城三中老校区的门口。

十二年的时间把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校门还是那个校门，但铁门上的漆已经剥落得斑斑驳驳，“江城三中”四个铜字只剩下三个半，“中”字缺了一角。操场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跑道上的白线早就被雨水冲得无影无踪。唯一还能看出当年痕迹的，是操场尽头那栋灰扑扑的老教学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四楼的窗户碎了两扇，像两个黑洞洞的眼眶。

三点整，一个女人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她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低马尾，鬓角已经有几根白发。她的五官不算漂亮，但端正耐看，只是眉眼之间有一种被岁月反复消磨之后留下的疲惫，像一块被水流冲了太多年的石头。

“吴老师？”李康杰迎上去伸出手。

吴芳芳跟他握了一下手，目光越过他，落在我身上：“你是记者？”

“陈松志，以前跑社会新闻的，当年这个案子我来过现场。”

她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她从包里掏出三瓶矿泉水，递给我和李康杰一人一瓶，然后自己拧开一瓶喝了一口，目光一直看着校门里面那片荒芜的操场。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回来这里了。”她说，语气平平的，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

我们跟着她走进校门。门卫室里坐着一个正在打盹的老头，李康杰提前跟培训基地的人打过招呼，说我们是来“做校史调研”的，老头也没多问，挥挥手就放我们进去了。

校园里安静得不正常。正午的太阳晒得地上的柏油路面泛着油光，空气里有一股青草被暴晒之后发出的燥热气味。吴芳芳走在前，她的脚步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好像这条路她已经走过无数遍。

“方继明失踪那天，您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我边走边问。

“六月五号，星期四，下午五点多，”吴芳芳没有回头，她的声音从前面飘过来，带着一种距离感，“他下班回来吃了晚饭，七点左右说要去学校拿一份教案，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就走了。之后就没回来。”

“他当时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吴芳芳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的沉默在空荡的校园里显得格外漫长，只有鞋底碾过沙粒的声响和我们三个人的呼吸声。

“有，”她终于开口了，“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都不太对。他以前是个很开朗的人，教书教了十几年，学生都喜欢他。但那段时间——大概从五月下旬开始——他变得很沉默，在家里也不怎么说话，晚上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学校事情多。”

“您有没有怀疑过他外面有人？”

我这句话问得很直接。吴芳芳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她的表情没有生气，也没有被冒犯的不适，只有一种奇异的平静。

“你问的是出轨？”她说，“我们到实验室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