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展览的巨大成功让小林易和权志龙的艺术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随着《巴黎的面具》一书的畅销,他们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艺术杂志和音乐媒体的头条。然而,当聚光灯最亮的时候,往往也是影子最深的时候。
一个下着细雨的午后,小林易独自坐在巴黎公寓的窗前,面前摊开着从日本寄来的信件。母亲的字迹工整而克制,询问她何时回家,提到最近有几位“条件很好的男士”通过亲戚介绍,希望她能“考虑人生大事”。信的最后一句写道:“艺术固然重要,但一个女性终究需要一个安稳的归宿。”
小林易轻轻折起信纸,望向窗外巴黎灰蒙蒙的天空。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画笔,脑海中闪过权志龙在闭幕式上发言时的侧脸,那双专注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她不敢深究的光芒。
同一时间,权志龙正在酒店房间里应付经纪人的电话。
“志龙,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品牌想找你们合作?光是这个月,我就收到了十七份邀请!还有,公司希望你能尽快开始准备新专辑...”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权志龙打断道,声音平静却坚定。
“休息?现在可是你们最火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吗?”
“我知道。”权志龙望向窗外,“正是因为知道,才需要停下来。”
挂断电话后,权志龙打开了《巴黎的面具》的样书。翻到中间一页,是小林易的一幅水彩画:两个背对背的面具,一个面向繁华的埃菲尔铁塔,一个面向寂静的塞纳河水。他在展览时为这幅画配了一段钢琴曲,音符简单却沉重,那是他少有的、没有歌词的音乐作品。
他记得完成那段音乐的那个深夜,小林易安静地坐在画室角落,听他弹完最后一个音符,只说了一句:“你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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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出版三个月后,小林易和权志龙决定暂时拒绝所有商业合作邀请,前往法国南部一个名为圣保罗·德·旺斯的小镇。这个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他们的团队。
“你们现在应该乘胜追击,而不是跑到乡下隐居!”小林易的日本经纪人几乎是在恳求。
“正是因为现在,才更需要距离。”小林易温和但坚定地回答。
圣保罗·德·旺斯是座山城,石砌的房屋蜿蜒而上,窄巷纵横交错,阳光透过古老的橄榄树枝洒下斑驳光影。这里没有巴黎的喧嚣,只有风声、鸟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教堂钟声。
他们租下一栋带有独立工作室的老房子,约定好:上午各自创作,下午一起讨论,晚上则完全属于自己。这种刻意的距离感,像是两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起初的几天,小林易发现自己无法下笔。她习惯了城市的脉动和人群的能量,突然面对普罗旺斯的宁静,反而不知所措。她坐在工作室里,面前的白纸一片空白。
权志龙那边则恰恰相反。抵达小镇的第二天,他就写出了三首曲子的小样。但当小林易在晚餐时问起这些作品时,他却摇了摇头:“太满了,像在重复自己。”
“你听过这里的风声吗?”小林易忽然问。
权志龙疑惑地看着她。
“下午的时候,风穿过橄榄树林的声音。不是一种声音,是很多层次。”她放下叉子,“就像你的音乐有时候,太多层次反而让人听不清主旋律。”
这句话让权志龙愣住了。成名多年,很少有人敢这样直接地评论他的音乐。
第二天,权志龙没有去工作室,而是带着录音设备去了橄榄树林。当他傍晚回来时,眼睛里有一种小林易从未见过的光芒。
“听听这个。”他把耳机递给她。
耳机里传来风穿过树林的声音,远处模糊的羊铃声,自己的脚步声,然后是一段极其简单的吉他旋律,简单到几乎幼稚,却莫名地抓住人心。
“这是我来这里后写的第一首真正的歌。”权志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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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的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困住了两人。他们坐在客厅壁炉前,看着窗外的雨幕。
“我母亲又来信了。”小林易忽然说,声音很轻。
权志龙转头看她:“说了什么?”
“说我已经三十岁了,应该考虑结婚生子,而不是和...”她顿了顿,“和一个男人在法国乡下待着。”
壁炉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权志龙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我的经纪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趁热打铁,半年后就会被遗忘。”
“你怎么想?”
“我在想巴黎展览上那个老妇人。”权志龙说,“记得吗?那个在《面具与河流》前站了整整一个小时的人。”
小林易记得。那是一位满头银发的法国女士,展览最后一天,她在小林易那幅描绘塞纳河与面具的画作前伫立良久,最后走到小林易面前,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我年轻时候也戴过面具,现在摘下来了,才发现脸上已经有了它的痕迹。”
“她说那句话时,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权志龙往壁炉里添了一根木柴,“他一生都在经营一家小餐馆,从早忙到晚。小时候我觉得他很平凡,甚至有点平庸。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从来没有戴过面具,他就是他自己。那需要一种我至今无法想象的勇气。”
雨声渐歇,夕阳从云层缝隙中透出,将房间染成金色。
“我们来这里,也许就是为了学习如何摘下面具。”小林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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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里,某种微妙的变化在两人之间悄然发生。他们开始分享更多创作之外的事情:权志龙谈起年少时在练习室度过的无数夜晚,那些被汗水和泪水浸透的岁月;小林易则讲述了她在东京艺大时的迷茫,以及最初几年在巴黎求学时,因为语言和文化差异而倍感孤独的日子。
一天傍晚,他们在小镇广场遇到了一位老画家。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仍然每天在广场角落支起画架。他的画风独特,混合了写实与抽象,色彩大胆得近乎狂妄。
“你们是艺术家?”老人看着他们,眼睛锐利如鹰。
“算是吧。”权志龙回答。
“算是?”老人笑了,“艺术不是职业,是存在方式。你们要么是,要么不是。”
他们聊了很久,老人讲述了他年轻时在巴黎的经历,如何在蒙马特挣扎求生,如何在五十岁时忽然“开窍”,放弃了一切,搬到这个小镇。
“你们知道艺术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吗?”临别时,老人问。
两人摇头。
“不是贫穷,不是批评,不是被遗忘。”老人点了点自己的胸口,“是害怕真实的自己不够好,所以戴上面具。但面具戴久了,就再也画不出真实的画,写不出真实的歌了。”
那天夜里,小林易失眠了。她走到工作室,打开灯,面对空白画布。忽然,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构思草图,而是直接拿起颜料,凭直觉涂抹。
第二天清晨,权志龙在工作室门口看到了那幅画:不再是巴黎展览时那种精致细腻的风格,而是狂野的、近乎原始的笔触。画面中央是一个正在破裂的面具,裂缝中透出的不是人脸,而是一片星空。
“我...”小林易有些不好意思,“可能画坏了。”
“不,”权志龙轻声说,“这是你来这里后画的第一幅真正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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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德·旺斯的秋季悄然而至。随着时间推移,两人逐渐找到了新的创作节奏。小林易开始尝试混合媒材,将当地采集的泥土、干花融入画作;权志龙则在小镇教堂的旧钢琴上,创作了一系列简洁的器乐作品。
他们开始计划一个全新的项目:不是展览,不是专辑,而是一场“旅程”。他们想邀请少数观众,从巴黎出发,沿着塞纳河向南,最终来到这个小镇,体验沿途的风景、艺术和音乐。
“这不是表演,而是分享。”小林易在笔记本上写着构想,“参与者在每个地点会收到一幅小型画作和一段音乐,但需要他们自己完成连接。”
权志龙则设计了一套声音装置,参与者可以用提供的设备录制旅途中的声音,这些声音最终会汇入他的音乐作品。
这个计划比他们想象中更耗费心力。沟通场地、设计路线、制作材料...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不再是“艺术家”和“音乐人”的简单组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伙伴。
一个凉爽的十月傍晚,他们完成了旅程设计的初稿。权志龙开了一瓶当地产的葡萄酒,两人坐在露台上,看着远处山峦的轮廓逐渐融入暮色。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小林易忽然问。
“什么失败?”
“这个旅程计划。如果没人参加,或者参加了但不喜欢...”
“那么我们就自己走一遍。”权志龙举起酒杯,“为了艺术本身,而不是为了被看见。”
小林易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尽管外界有那么多质疑和诱惑,她仍然选择留在这里,继续这段看似不切实际的合作。
“我母亲又来信了。”她说,“这次她不再提结婚的事,而是问我什么时候在日本办展览。”
“你怎么回?”
“我说,当我准备好展示真实自己的时候。”
星光开始出现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远处传来教堂晚祷的钟声,悠长而宁静。
“你知道《巴黎的面具》这本书,我最喜欢哪部分吗?”权志龙问。
小林易摇头。
“是后记里你写的那段:‘面具不是为了隐藏,而是为了寻找。我们在不同的面具下尝试成为不同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可以不需要面具,也能面对世界和自己。’”
小林易惊讶地看着他:“我以为没人会认真读后记。”
“我读了很多遍。”权志龙认真地说,“那段话让我想起了为什么二十年前,我会选择音乐这条路。”
他们安静地坐着,直到月亮升起,银色的光芒洒满露台。没有更多的话语,但在那种沉默中,有一种比任何语言都深刻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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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他们向少数朋友和支持者发出了“艺术旅程”的邀请。出乎意料的是,不到一周,三十个名额全部报满。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有艺术家、音乐人,也有教师、医生、退休老人,甚至有一位来自京都的禅宗僧侣。
旅程开始前夜,小林易和权志龙回到巴黎,在最初举办展览的艺术馆做准备。深夜,他们站在空旷的展厅里,墙上还留着上次展览的痕迹。
“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了。”小林易轻声说。
权志龙走到那面曾经挂着她《面具与河流》画作的墙前:“但又像是昨天。”
他们知道,明天的旅程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不是回归本真,而是发现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本真;不是摘下面具,而是理解面具本身就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
凌晨时分,他们完成了最后的准备。走出艺术馆时,巴黎的天空开始泛起鱼肚白。塞纳河静静流淌,承载着这座城市几个世纪的故事。
“准备好了吗?”权志龙问。
小林易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第一缕阳光照亮了巴黎的屋顶,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对于小林易和权志龙来说,这不仅仅是又一天的开始,而是一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不带面具,不设预期,只是纯粹地分享和探索的艺术旅程的起点。
河面上的晨光破碎又重组,就像他们一路走来的创作之路,充满裂痕却又因此美丽。而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再需要证明什么,只需真实表达的、漫长的创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