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3章 东汉前少帝到汉顺帝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春寒未消，东汉王朝的朝堂已然被一层阴霾笼罩。汉安帝刘祜携阎皇后南巡的队伍行至宛城时，帝王的身体突发异恙，起初只是偶感不适，未料病势一日重过一日，缠绵病榻间竟已无法理政。阎皇后与随行大臣见此情景，惶恐不已，深知帝王身系国本，不敢有半分耽搁，当即下令终止南巡，整备车驾星夜返回京师洛阳。归程之中，刘祜的病情愈发沉重，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或许是预感自己大限将至，又或是受阎皇后暗中授意，他强撑着神智下了一道旨意：征召济北王、河间王的诸子中，年龄在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者，悉数赶赴京师洛阳。这道旨意来得猝然，朝野上下皆心知肚明，帝王此举，实则是为择立幼主、延续皇统做准备，而背后暗藏的，更是阎氏外戚欲继续把持朝政的野心。

三月初十日（公元125年4月30日），汉安帝的车驾尚未抵达洛阳宫城，这位在位十九年、半生受制于后又晚年昏聩的帝王，便在途中溘然长逝，终年三十二岁。帝王骤崩，随行的阎皇后秘不发丧，一面严令左右封锁消息，一面与兄长阎显等外戚亲信紧急密谋，其核心意图唯有一个：择立幼主，由阎太后临朝称制，继续独揽大汉权柄。几经挑选，阎氏一族将目光锁定在汉安帝此前征召的济北王之子——北乡侯刘懿身上。刘懿年岁尚幼，生性懦弱，无外戚势力依托，是阎氏把控朝政的最佳傀儡。一番紧锣密鼓的操作后，阎太后正式下旨，迎立北乡侯刘懿登基为帝，草草为汉安帝发丧。同年四月，汉安帝刘祜的灵柩被安葬于洛阳恭陵，庙号恭宗，谥号孝安皇帝，一场关乎皇统更迭的权术博弈，以阎氏外戚的暂时胜利落下帷幕，而年幼的刘懿，就这样被推上了帝王之位，成为东汉朝堂上又一位傀儡君主。

刘懿登基后，朝堂大权尽归阎太后与阎显一族，阎氏外戚终于迎来了专权的顶峰。为了清除异己、巩固权势，阎太后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汉安帝在位时的亲信势力，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清算。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这三位曾深受汉安帝信任、与阎氏素有嫌隙的大臣，首当其冲被罗织罪名，下入大狱，最终惨遭处死，其家眷族人皆被流放至偏远的比景县，永不得归；大将军长史谢宓、黄门侍郎樊严虽幸免于死罪，却被处以髡钳之刑——剃去头发、以铁圈束颈，受尽屈辱，终身为奴。除了朝中大臣，汉安帝的母族耿氏也未能幸免，大将军耿宝作为汉安帝的舅舅，是耿氏外戚的核心人物，被阎太后贬黜爵位，与其弟弟、儿子林虑侯耿承等人一同被降为亭侯，勒令即刻离京前往封地就藩。耿宝深知阎氏心狠手辣，此去封地必无善果，行至半路便绝望自尽，耿氏一族就此衰落。而曾在汉安帝朝恃宠而骄、祸乱朝纲的乳母王圣及其女儿王永，也被阎太后下令流放至雁门郡，彻底失去了往日的权势。经此一番清洗，汉安帝时期的旧臣势力被铲除殆尽，朝堂之上再无敢与阎氏抗衡之人，阎姬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其兄阎显总揽军政大权，阎氏一族独揽大汉权柄，一时之间，洛阳宫城尽归阎氏掌控。

然阎氏外戚的专权，并未持续太久，年幼的北乡侯刘懿本就体弱，登基后身居深宫，养尊处优却始终百病缠身，在位仅二百余日，便突发重疾，一病不起。这场病来得蹊跷，病因始终不明，宫中御医轮番诊治，用尽名贵药材，却始终束手无策，刘懿的身体日渐羸弱，眼看便已回天乏术。宫闱之中，人心再次浮动，长乐太仆江京，作为阎太后倚重的宦官亲信，见幼主病危，深知皇统空悬必生大乱，便向阎显进言：“北乡侯的病已无痊愈之望，国本不可一日无主，皇嗣的人选应当尽早确定。此前先帝征召诸王子，却未立济阴王刘保，如今若待北乡侯薨逝后再立他为帝，他必定会记恨太后与将军今日的迟疑，日后登基必生报复之心。不如趁早征召各地诸侯王之子入京，简单安置在洛阳城中，作为皇嗣备选，届时从容择立，方能永保阎氏平安。”江京的这番话，正中阎显的心思，他深知济阴王刘保虽被废黜太子之位，却为汉安帝嫡长子，身份正统，深得部分朝臣支持，若贸然立其为帝，必成阎氏大患，遂对江京的建议深以为然。只是此时阎太后仍对幼主抱有一丝希望，又顾虑贸然征召诸王子会引发朝野非议，便迟迟未下旨意，这一时的迟疑，终究为阎氏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延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元125年12月10日），北乡侯刘懿在洛阳宫中薨逝，在位仅二百零六日，终其一生，不过是阎氏外戚专权的一枚棋子，未曾真正执掌过一日皇权。刘懿的薨逝，让洛阳宫城再次陷入皇统空悬的危机，江京见时机已到，再次向阎太后进言，力主即刻征召济北王、河间王之子入京择立新帝。阎太后此时已无退路，只得仓促下旨，命人星夜赶往各地征召宗室子弟。只是阎氏一族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迟疑与拖沓，早已给了反对势力可乘之机——被废为济阴王的刘保，虽身处别宫，却始终被朝中忠于汉室的大臣与宦官记挂，其乳母宋娥，更是始终在暗中联络势力，欲助刘保重登大统。

得知刘懿薨逝、阎太后欲另择幼主的消息后，宋娥当机立断，联合宫中素有忠直之名的中黄门孙程等十九名宦官，暗中集结力量，趁阎氏一族尚未完成诸王子的征召、朝堂防备空虚之际，发动了震惊朝野的“西钟政变”，。他们连夜杀入宫中，直取阎显兄弟与宦官江京的府邸，以雷霆之势诛杀阎显、江京等阎氏核心党羽，迅速控制了洛阳宫城与禁军兵权，随后赶赴济阴王府，迎立时年十一岁的刘保登基为帝，是为汉顺帝。彼时，阎太后征召的济北、河间诸王之子，尚在赶往洛阳的途中，阎氏外戚的篡权图谋，就此彻底覆灭。

初登大宝的刘保深知，阎氏一族未除，皇权便无稳固可言，遂紧接着发动“夺宫之变”，下令清剿阎氏外戚残余势力，诛杀阎显等核心权臣，从阎太后手中夺回天子玺绶，彻底终结了阎氏专权的乱局。

经此两次政变，刘保以少年帝王之姿，平定宫闱之乱，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汉室正统的统治，东汉王朝也由此走出了安帝晚年的昏暗，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汉顺帝刘保登基后，以正统皇嗣的身份执掌大汉权柄，对阎氏一族拥立的北乡侯刘懿始终不予承认，认为其不过是阎氏擅权而立的傀儡，并非大汉正统帝王。因此，在处置刘懿的身后事时，汉顺帝下旨，不以帝王之礼安葬，仅以诸侯王的礼仪将其下葬于洛阳郊外，其名号也仅称“济北王”，不被列入东汉帝王世系。也正因如此，后世诸多史家皆不将刘懿计入东汉正式皇帝之列，这位在位仅二百余日的幼主，最终只成为东汉王朝权争漩涡中的一抹泡影，而延光四年的这场宫闱之变，也以阎氏外戚的覆灭、汉顺帝的承统，为东汉王朝的中期权争画上了一道分界，开启了“汉顺中兴”的全新篇章。

亲政之后的刘保，深知前朝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吏治腐败的积弊，始终以勤理国政、纪纲四方为己任，夙兴夜寐，躬亲庶务，力求让天下复归安定。他对祸乱朝纲的宦官势力深恶痛绝，登基后便着手大力整治，先是将安帝时期因拥立之功而获封的宦官十九侯集体革职，尽数逐出京师洛阳，斩断宦官结党营私的根基；又严查重办一众干政弄权的宦官，数名罪大恶极者被处以极刑，经此一番严厉打压，猖獗多年的宦官势力大为削弱，朝堂之上的歪风邪气为之一振。

在政治改革之上，刘保的举措更是兼具魄力与远见，成为其治世的核心根基。察举制自西汉确立以来，日久生弊，世家大族把持举荐通道，任人唯亲、贿赂公行的现象屡禁不止，刘保为打破这一局面，于阳嘉元年推行“阳嘉新制”，对察举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确立了分科考试、择优录取的选官原则，要求各地举荐的孝廉之士，需通过经术、笺奏等科目的考试，合格者方能入仕。这一制度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士子开辟了入仕通道，成为科举制度的重要萌芽，不仅为后世科举制的正式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分科考试、注重才学的核心理念，更影响至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科举改革，成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刘保还下令废除前朝严苛的谪罚输赎制，杜绝了官员以赎罪金相抵刑罚、贪腐枉法的漏洞，让律法恢复公正威严；为整饬吏治、惩治贪污，他派出以张纲、周举为首的“八使”巡行天下，八使皆为刚正不阿、素有清名的大臣，他们分赴各州郡，弹劾贪赃枉法的官吏，褒奖清正廉明的贤才，对地方吏治进行全面整肃，一时之间，天下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东汉的吏治风气得以澄清，朝堂行政效率大幅提升。

文化教育之上，刘保深知“教化兴则天下安”，大力推崇儒学，扩建太学，广招天下学子入读，此次扩建不仅增修了大量校舍，更扩大了太学的招生规模，其校舍面积创下两汉以来的最高纪录，太学之中弟子云集，儒学之风再度兴盛，为东汉王朝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科技发展之上，刘保知人善任，将因遭宦官排挤而被罢官的张衡官复原职，委以重任。张衡素有旷世之才，得皇帝倚重后，潜心钻研天文历法与机械制造，最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不仅让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新的高度，更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外交边防之上，刘保延续了东汉经营四方的战略，一改安帝后期的被动局面，积极整军经武，收复西域失地，重新确立了东汉在西域的宗主地位，保障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面对北方鲜卑族的屡次侵扰，他派遣大军出击，数度击败鲜卑铁骑，稳固了北方边防，让边境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更值得一提的是，刘保在位期间，积极开拓海上交通，推动东汉与南洋群岛的交往，实现了中国与南洋群岛的首次直接通商通使，极大地拓展了东汉的对外交流范围，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融。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汉顺帝刘保病逝于洛阳宫中，享年三十岁，谥号孝顺皇帝，葬于宪陵，庙号敬宗（后因后世史家评议其晚年稍显宽纵，庙号被废除）。十九载帝王生涯，刘保始终做到号令自出、乾纲独断，摆脱了东汉历代帝王或受制于外戚、或被挟于宦官的困境；其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天下名士如张衡、周举、黄琼等皆得其重用，朝堂之上人才济济，史称“东京之士，于兹盛焉”。

纵观刘保的治世，他以少年帝王之身平定内乱，随后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限制宦官、打击外戚、伸张皇权，让东汉的政治重回清明；其阳嘉新制开分科考试之先河，为科举制奠基，影响深远；整饬吏治、推崇教化、发展科技、开拓外交，诸多举措皆利国利民。在他的治理下，东汉王朝走出了安帝时期的衰落阴霾，社会安定、经济复苏、文化兴盛、边防稳固，被后世史家誉为东汉的“中兴之时”，史称汉顺中兴。这一段中兴之治，不仅是刘保个人政治智慧与魄力的彰显，更成为东汉王朝中期一抹难得的亮色，为这个延续了近百年的王朝，续写了一段辉煌的篇章。当然，汉顺帝的这番作为，也可以认为是对邓太后政策的延续。毕竟，邓太后是最先确立他太子之位的人，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是亲近邓太后而又深受其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