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集 汉安帝亲政（一）

公元一百二十一年，三月癸巳日，执掌东汉朝政十余年的邓太后崩于长乐宫，谥号和熹皇后。这位以女子之身临朝称制、总揽军政的太后离世，标志着汉安帝刘祜长达十余年的傀儡生涯正式终结，时年近三十的刘祜终于得以亲理朝政，真正执掌起大汉王朝的权柄。邓太后在世之时，对宗族子弟虽倚重却也多有约束，其兄车骑将军邓骘曾因感念太后辅政之艰、不愿恃权邀宠，坚决推辞了朝廷册封的上蔡侯爵位，这份谦退曾为朝野所称道。如今邓太后已逝，刘祜亲政，为示对邓氏宗族的安抚，也为彰显自己帝王的恩威，遂下旨“复申前命”，正式授予邓骘上蔡侯的爵位，食邑依旧，同时加授其特进之职——这一职位位列三公之下，却享位同三公的尊崇礼遇，看似荣宠加身，却暗藏着刘祜对邓氏宗族既安抚又提防的复杂心思。

同月戊申日，距邓太后离世不过半月，刘祜便着手追尊亲族、封赏外戚，以此巩固自身皇权，彰显亲政后的帝王权威。他下旨追尊生父清河孝王刘庆为孝德皇，生母左小娥为孝德后，将生父生母的名分抬升至帝后之尊，入祀宗庙；又追尊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为这位当年遭窦太后构陷、含冤而死的先祖正名，了却多年来的家族心愿。追尊亲族之后，刘祜对母族、妻族的封赏更是毫不吝啬：嫡母耿姬的兄长被册封为牟平侯，同时授予宝监、羽林、左军、车骑等诸多军政要职，手握京畿兵权；祖母宋贵人的四位兄弟皆被封为列侯，宋氏一族一夜之间荣宠加身，族中子弟出任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等官职者多达十余人，遍布朝堂内外；而对自己最为宠爱的阎皇后一族，刘祜的封赏更是逾制，将阎皇后的兄弟阎显、阎景、阎耀一并擢升为卿、校之职，令其直接掌管宫廷禁军，把控京师防卫的核心力量。自此，耿氏、宋氏、阎氏三大外戚势力同时崛起，朝堂之上外戚专权的局面愈演愈烈，东汉王朝“内宠始盛”，时人感慨评论：“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自汉高祖刘邦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外戚一同受宠、权势堪比天恩的局面，刘祜的大肆封赏，为日后的外戚乱政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刘祜对邓氏宗族的安抚，终究只是表面文章。十余年间，他居于帝位却形同傀儡，处处受制于邓太后，心中的怨怼与不满早已日积月累，邓太后的离世，于他而言不仅是亲人的逝去，更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解放，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而邓氏宗族作为邓太后的依靠，虽素有贤名，却因长期执掌权柄，成为刘祜心中最大的“眼中钉”，亲政后的他，早已暗中盘算着清算邓氏的种种举措，只待一个合适的契机。这一契机来得猝不及防，邓太后去世不久，宫中几个曾因触怒太后而遭受惩罚的宫女，窥测到刘祜对邓氏的不满，为求攀附邀功，竟联名诬告邓太后的兄弟邓悝、邓弘、邓闾等人，称其在邓太后在世之时，便暗中密谋废黜汉安帝刘祜，另立平原王刘翼为帝——这一诬告恰好击中了刘祜心中最深的猜忌，多年来对邓太后欲行废立的恐惧，此刻尽数转化为对邓氏宗族的愤恨，他不问证据真伪，当即下令彻查此事，实则早已定下了处置邓氏的决心。最终，邓悝、邓弘、邓闾等人被削去爵位，废为庶人，宗族子弟或被流放，或被罢官；而邓骘因被认定对此事“不知情”，得以保全上蔡侯的爵位，却被革除了特进之职，失去了朝堂中的所有权势，被勒令即刻前往封地就藩。即便如此，刘祜仍未打算放过他，邓骘行至封地后，当地郡县官吏深知皇帝对其不满，便百般刁难、刻意逼迫，最终这位曾为东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素有谦退之名的邓氏子弟，竟在封地被逼自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邓骘无罪遇害，邓氏宗族蒙冤受屈，天下之人皆为其感到惋惜与不平，朝野上下更是议论纷纷，不少有识之士皆认为此事乃是汉安帝偏听偏信、刻意清算邓氏的冤案。大司农朱宠，为人刚正不阿，心怀社稷，见邓氏蒙冤、朝局失序，心中愤懑难平，竟做出了一个惊世之举——他亲自抬着自己的棺材前往宫门，以“死谏”的方式上疏汉安帝，为邓氏宗族鸣冤。其疏中言道：“和熹皇后有圣善之德，是大汉的文母，十余年间临朝称制，安定社稷，功在天下；邓氏兄弟忠孝两全，同心忧国，乃是王室的柱石与依靠，昔日太后辅政，邓氏子弟从未恃权跋扈，反而功成身退，屡次将封地让与贤者，这份谦退与忠良，是历代外戚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然而如今却遭奸人诬告，七人遇害身亡，宗族蒙冤，如此处置，有违天理人伦，令天下寒心！臣恳请陛下为邓氏昭雪冤屈，妥善安葬遇害之人，告慰其亡灵，以安天下民心。”朱宠的死谏字字恳切，句句诛心，却彻底触怒了刚愎自用的刘祜。刘祜认为朱宠此举是公然挑战自己的帝王权威，为罪臣翻案，盛怒之下，当即下令将朱宠罢官夺职，贬归乡里，以此震慑朝中所有为邓氏鸣冤的大臣。

朱宠被罢官后，朝野上下的不满情绪愈发浓烈，民间百姓也听闻了邓氏的冤屈，纷纷自发前往京师洛阳，聚集在宫门外为邓氏喊冤，一时之间，洛阳城内外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刘祜本想以铁血手段清算邓氏、树立权威，却未曾料到竟引发了如此浩大的民怨，若继续执意打压邓氏，恐会引发更大的动乱，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迫于汹涌的舆论压力，刘祜不得不做出妥协，下旨赦免邓氏宗族的部分罪责，将邓骘等人的尸骨妥善安葬于北邙山——这是东汉宗室与重臣的安葬之地，算是为邓骘恢复了些许名分；同时下令将被流放的邓氏子弟召回京师洛阳，归还其部分田产宅第，看似是为邓氏昭雪，实则只是为了平息民怨的权宜之计，其心中对邓氏的怨恨，并未有半分消减。

清算邓氏、安抚民怨之后，刘祜的亲政之路并未走上正轨，反而愈发昏聩，朝堂之上的乱象愈演愈烈。其乳母王圣，因自幼抚育刘祜长大，深得刘祜的信任与依赖，在刘祜亲政后，更是倚仗着这份养育之恩，恃宠而骄，放纵任性，渐渐开始干预朝政，成为朝堂之上一股新的专权势力。王圣本是一介宫人，毫无治国之才，却一心贪图富贵与权势，亲政后的刘祜对其言听计从，任由其在宫中肆意妄为，甚至允许其参与朝堂政事的商议，王圣的权势一时之间竟堪比外戚，宫中上下皆对其俯首帖耳，无人敢违逆。

更令人发指的是，王圣不仅自身专权跋扈，其女儿伯荣更是青出于蓝，奢侈暴虐，贪婪无度。伯荣借着母亲的权势，随意出入宫廷，毫无规矩可言，她与朝中奸佞之臣相互勾结，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所聚敛的财富数不胜数；同时还在宫中宫外煽动是非，挑拨离间，干预地方政事，但凡有官员不愿依附于她，便会遭到其恶意报复，轻则罢官夺职，重则家破人亡，母女二人无恶不作，将朝堂与后宫搅得乌烟瘴气。司徒杨震，素有“关西孔子”之称，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见王圣母女祸乱朝纲，心中忧虑万分，遂多次上疏汉安帝，直言劝谏，恳请刘祜将王圣驱逐出宫，断绝其与女儿伯荣的来往，收回被其窃取的权势，以正朝纲，安民心。然而此时的刘祜早已被王圣母女蒙蔽了双眼，不仅没有听取杨震的忠言，反而将杨震的奏折直接拿给王圣看，以此彰显自己对她的信任。王圣母女见杨震竟敢上疏弹劾自己，心中恨之入骨，自此便将杨震视为眼中钉，暗中伺机报复，为日后杨震的蒙冤而死埋下了伏笔。

刘祜对王圣的宠爱，已然到了逾制的地步，甚至不顾帝王体统，将本应属于自己的祭祀之权也交予其女。由于刘祜身为帝王，政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甘陵祭拜生父孝德皇刘庆，便多次派遣王圣的女儿伯荣代自己前往祭拜。伯荣本就恃宠而骄，如今又借着“代帝祭祀”的名义，更是不可一世，其出行之时，排场浩大，所经过的郡国官员，为求攀附王圣母女，无不极尽谄媚之能事，前呼后拥，夹道迎送，甚至有郡守、县令亲自迎着伯荣的车子叩首行礼，其礼仪规格竟堪比朝见帝王一般，极尽奢华与僭越。面对如此逾制之举，刘祜却视若无睹，不加任何约束与斥责，任由伯荣肆意妄为。尚书陈忠，见此情景，心中焦急万分，上疏直言进谏，痛陈其弊：“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如今伯荣的威势竟超过了帝王，陛下的权柄，竟落入了一介女子手中，长此以往，必生祸乱，危及大汉社稷。然而陈忠的忠言，如同杨震的劝谏一般，并未被刘祜采纳，依旧对王圣母女纵容放任，朝堂之上的乱象，愈发不可收拾。

王圣的权势，不仅惠及女儿伯荣，其另一位女儿王永，也借着母亲的荣光，分走了刘祜的帝王权威，史称其与汉安帝“分威共权”，成为东汉历史上罕见的女子干政的景象。王永虽未像伯荣一般在外肆意妄为，却在宫中与宦官、外戚相互勾结，暗中操控朝政，她常常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他人向各州郡官员托请办事，干预地方行政，但凡她有所属托，各州郡官员皆不敢违抗，纷纷照办，其影响力甚至倾动朝中大臣，不少官员为求仕途顺遂，纷纷攀附王永，为其所用。王圣母女的专权，与阎氏、宋氏、耿氏外戚的骄横相互交织，使得刘祜亲政后的东汉朝堂，成为了外戚、宦官与乳母势力争权夺利的舞台，朝政昏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曾经兴盛一时的东汉王朝，自此开始走向衰落。

延光二年，公元一百二十三年，四月，刘祜对王圣的宠爱达到了顶峰，竟下旨册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给予其王侯一般的封号与待遇。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东汉王朝从未册封乳母的先例，更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封爵乳母的先河，彻底将帝王的私恩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刘祜的这一决定，再次引发了朝野上下的非议，大臣们纷纷上疏反对，认为此举逾制乱法，必遭天谴，然而刘祜依旧一意孤行，坚持册封王圣为野王君。自此，王圣的权势达到了极致，母女三人横行朝野，无人能制，而汉安帝刘祜，却在声色犬马与宠臣的蒙蔽之中，逐渐荒废了朝政，成为了一位昏聩无能的帝王，亲手将东汉王朝推向了风雨飘摇的深渊。

延光二年，公元一百二十三年，东汉王朝的西部边境骤然传来急报——北匈奴与车师国联兵犯境，铁骑踏破边塞安宁，一路挥师南下，猛攻河西四郡。河西之地乃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一旦失守，西域诸国将彻底脱离东汉掌控，西北边防亦会门户大开。消息传至洛阳，朝堂之上顿时陷入慌乱，满朝大臣大多被匈奴铁骑的威势震慑，又念及多年来边境用兵耗费巨大、国库空虚，竟纷纷主张放弃西域，将边境驻军全部撤回玉门关内，以求暂避兵锋。就在众议纷纷、主和弃地之声占据上风时，刚从边疆回京汇报防务的敦煌太守张珰（注：原文“张当”为史料误记，正名张珰）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向汉安帝刘祜详陈西域战略之重，直言放弃西域不仅会丧失数十年经营的疆土，更会助长匈奴气焰，令其得寸进尺觊觎中原；廷尉陈忠亦附议张珰，认为西域归属汉朝已历百年，诸国对大汉心存归向，轻易弃之既失人心，又毁国威，不如在敦煌增设西域校尉，统一节制边境军务，同时增派兵力驻守河西四郡，以强硬姿态抵御匈奴侵扰。刘祜虽平日昏聩，却也深知边防失守的严重后果，最终采纳了张珰、陈忠的建言，下诏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领五百精锐士兵出屯柳中城，主持西域军务。班勇自幼随父在西域长大，熟知西域诸国风土人情与匈奴用兵之策，他抵达柳中城后，一面联结河西四郡的驻军形成犄角之势，一面遣使安抚西域属国，晓以大汉恩威，集结诸国兵力共同抗匈。在班勇的统筹调度下，汉军与西域联军联手出击，数次大败北匈奴与车师联军，成功击退来犯之敌，讨平车师国的叛乱势力，一度被切断的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再次畅通，西北边防得以暂时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