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十六年（104年），漠北草原之上，北匈奴单于历经数次兵败，部族离散，早已不复往日的雄踞一方之势。为求自保，他遣派使者携带奇珍异宝，不远万里奔赴洛阳，向东汉朝廷献上贡礼，同时恳请汉和帝刘肇准予和亲，缔结两国之好，以求边境安宁。
刘肇阅览北匈奴的和亲奏疏之后，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朝堂之上，大臣们各抒己见，有人认为当允和亲，以安边境；有人则认为北匈奴反复无常，不可轻信。刘肇权衡再三，认为北匈奴此番遣使，虽言辞谦卑，却并未依照大汉礼制备齐贡物、行足朝觐之礼，所谓“旧礼不备”，其诚意实在不足。更何况，彼时东汉国力强盛，威震四夷，无需以和亲之策笼络北匈奴。最终，刘肇断然拒绝了北匈奴的和亲请求。后来，邓绥临朝称制之时，北匈奴也曾再度遣使求亲，邓太后亦秉持刘肇的立场，驳回了匈奴使臣的请求，始终未与北匈奴缔结和亲之约。
永元六年（94年）十一月，朔风凛冽的漠北草原之上，一场激战正悄然酝酿。护匈奴中郎将任尚，深知北匈奴逢侯单于率领的叛军乃是边疆大患，遂精心调兵遣将，调动鲜卑部族中骁勇善战的苏拔廆部，一同出征讨伐逢侯单于。鲜卑骑兵素来以骑射见长，加之苏拔廆治军严明，部众悍勇，与汉军协同作战，如虎添翼。两军在草原之上狭路相逢，苏拔廆身先士卒，率领鲜卑铁骑冲锋陷阵，逢侯单于的叛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一时间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此役，鲜卑苏拔廆部大破北匈奴叛军，逢侯单于率领残部仓皇远遁，漠北之地再度归于平静。
永元七年（95年）正月，捷报传入洛阳，刘肇龙颜大悦，为表彰苏拔廆的赫赫战功，更为笼络鲜卑部族之心，特地下诏册立苏拔廆为率众王，统辖鲜卑诸部。同时，刘肇效仿大汉治理内地郡县的模式，为苏拔廆置立丞相等属官，辅佐其处理部族内政，将鲜卑部族视同内地郡县一般加以管辖。此举尽显大汉的怀柔之策，不仅让苏拔廆对东汉朝廷感恩戴德，更赢得了鲜卑诸部的广泛认同与拥护。此后，鲜卑部族世代归附大汉，边境之上鲜有冲突，东汉朝廷在北方边疆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永元六年（94年），远居川西与青海省东部一带的大牂夷种羌，目睹大汉王朝的强盛与仁德，心生向往。其部族豪强造头等人，率领麾下族人共计五十多万口，毅然冲破山川阻隔，归附东汉朝廷。刘肇听闻大牂夷种羌内附的消息，欣然接纳，下诏册封造头为邑君长，赐予他象征权力与荣耀的印绶，允许他依旧统领部族部众，依照本族习俗治理内部事务，同时将其部族领地纳入大汉疆域版图，施以恩威并济的治理之策。
永元十二年（100年），大汉的声威远播西南边陲，旄牛县境外的白狼国、楼薄国两国国王唐缯等人，为大汉的强盛所折服，率领辖下臣民共计十七万人口，跋山涉水前来归附，愿为大汉藩属。刘肇对此极为重视，特意颁下诏书，赐予两国国王金印紫绶，以示优渥。金印紫绶乃是大汉王朝赐予藩属国王的至高礼遇，代表着两国正式归附东汉，从此奉大汉正朔，岁岁朝贡，西南边陲的版图亦随之进一步拓展。
永元九年（97年），大汉王朝的声威已然响彻中亚大地，为进一步探寻西域以西的世界，加强与远方诸国的联系，刘肇下诏派遣甘英为使者，率领使团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甘英领命之后，率领使团一行，从西域都护府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使团穿越戈壁沙漠，翻越崇山峻岭，历经千辛万苦，先后途经数十个西域国家，一路抵达条支（今安条克城），最终行至地中海东岸。
因彼时安息帝国为垄断东西方贸易，刻意阻挠甘英前往大秦，甘英虽未能如愿抵达大秦本土，却也一路记录下沿途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进一步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甘英的西行之旅，将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至东地中海地区，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大概就在甘英西行的这段时间里，马其顿商人梅斯·提提阿努斯与甘英的使团相遇。梅斯·提提阿努斯听闻东方有一个强盛的大汉王朝，物产丰饶，文化灿烂，不禁心生浓厚兴趣。回到马其顿之后，他积极奔走，组织起一支由罗马帝国马其顿行省和东方行省推罗城人组成的商团，怀着对东方的向往，踏上了前往东汉的旅程。
历经数年的长途跋涉，这支商团终于在永元十二年（100年）的冬季抵达洛阳。商团成员们以“使臣”的身份，向汉和帝刘肇献上了罗马帝国的奇珍异宝。刘肇在宫中隆重接见了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依照大汉礼制，赐予其“国王”规格的金印紫绶。这便是《后汉书·和帝纪》中所记载的“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一事，这是欧洲与中国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也有后世学者提出观点，认为“蒙奇兜勒”并非是两个国家的名称，而是“马其顿（Macedones）”的音译，指代的是马其顿境内的两个地区或自治区。究其原因，在于已知的西方文献记载之中，唯有马其顿曾遣使抵达东汉都城洛阳，这一说法也为这段东西方交往的历史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永元十三年（101年），大汉王朝的威名远播至西亚的安息帝国，安息帝国君主满屈（即帕科鲁二世）为与大汉王朝建立友好关系，特意派遣使者前往洛阳，向汉和帝刘肇献上了两头威风凛凛的狮子，以及数只身形高大的“条支大鸟”（即鸵鸟）。这些珍禽异兽皆是大汉百姓前所未见之物，一时间在洛阳城内引起轰动，百官百姓争相围观，无不惊叹于异域风物的奇特。刘肇对安息帝国的馈赠欣然笑纳，厚赏了安息使者，两国之间的邦交情谊也由此愈发深厚。
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天竺国（即古印度），在刘肇在位时期，亦对大汉王朝的强盛心怀仰慕，曾多次派遣使者不远万里来到洛阳，向刘肇献上贡礼，表达归附之意。汉和帝刘肇驾崩之后，西域地区一度发生叛乱，大汉王朝的势力暂时收缩，天竺国与东汉朝廷的联系也因此中断，不再向东汉朝贡。直到汉桓帝在位时期，大汉王朝再度稳定西域局势，天竺国才重新派遣使者来到洛阳，恢复了与东汉的朝贡关系。
永元六年（94年），远居南方的敦忍乙国国王莫延，听闻大汉王朝仁德布于四海，遂派遣使者前往洛阳朝贡，向汉和帝刘肇献上了两头身形庞大的犀牛与大象。这些珍稀的南方异兽，让洛阳百姓大开眼界，也彰显了敦忍乙国对大汉王朝的臣服之心。刘肇厚待敦忍乙国使者，赏赐了大量的金帛财物。
永元九年（97年），西南边陲的掸国王雍由调，亦派遣使者前往洛阳，奉上该国的奇珍异宝，请求归附大汉。刘肇欣然应允，赐予雍由调金印紫绶，以示恩宠。对于掸国的诸位小君长，刘肇也皆赐予印绶与财帛，让他们各安其位，统领部族。自此，西南边陲的诸多小国纷纷归附，大汉王朝的邦交版图，在刘肇的治理之下，愈发辽阔，真正实现了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
元兴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06年2月13日），洛阳城寒风凛冽，章德前殿之内，烛火摇曳，光影昏沉。年仅二十七岁的汉和帝刘肇，终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于卧榻之上。这位自十岁登基、十四岁亲政的帝王，一生勤勉为政，宵衣旰食，内诛跋扈外戚，外平边疆烽烟，一手缔造了“永元之隆”的治世盛景，却终究未能抵御病魔的侵袭，在正值盛年之时，遗憾告别了他倾尽心力守护的大汉江山。
刘肇骤然崩逝的消息传出，朝野上下莫不哀恸。文武百官身着素服，官署衙门前高悬白幡，洛阳城内外一片缟素，百姓们自发走上街头，悼念这位体恤民生的仁德之君。彼时，刘肇的子嗣之中，唯有皇子刘隆尚在襁褓，出生不过百余日。国不可一日无君，在邓皇后与群臣的拥立下，尚在襁褓中的刘隆被抱上龙椅，继承大统，是为汉殇帝。
延平元年（106年）三月初五日，春寒料峭，大汉王朝为汉和帝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之礼。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自章德前殿出发，缓缓驶向位于今河南孟津的慎陵。灵柩所过之处，百姓沿路跪拜，哭声震天。依照大汉礼制，群臣为刘肇上谥号为孝和皇帝，庙号穆宗，以彰其一生“劳谦有终”、协和万邦的功绩。慎陵之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这位曾经意气风发、励精图治的帝王，自此长眠于这片他曾悉心治理的土地之下。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百年之后，大汉王朝的国运已然走向衰微。初平元年（190年），天下大乱，董卓专权，汉献帝沦为傀儡。经有司上奏，称汉室宗庙之中，部分先帝庙号系后世所加，不合礼制，恳请裁撤。汉献帝迫于时局，只得准奏，下诏废除了包括汉和帝刘肇“穆宗”在内的四位先帝的庙号。从此，刘肇的身后尊荣，褪去了庙号的光环，只余下“孝和皇帝”的谥号，静静镌刻在历史的长卷之中，见证着那段曾辉煌一时的“永元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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