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6章 倭国来朝

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中原大地正值“光武中兴”的治世尾声，洛阳城作为东汉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更成为四方部族与邦国向往的“天朝上国”象征。就在这一年，一支来自东海之外的特殊使团，历经千难万险抵达洛阳，开启了中日两国官方交往的历史篇章——这便是日本列岛倭国首次派遣使者来华，而光武帝刘秀，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接见日本使者的帝王。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不仅诞生了“倭国”这一中原王朝对日本列岛的早期称谓，更留下了“汉委奴国王金印”这一见证中日早期交流的珍贵物证，深刻影响了此后千年的中日关系发展轨迹。

一、跨海来朝：倭国使者的洛阳之行与汉倭初遇

在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东海之外的日本列岛已有初步认知，当时的日本列岛尚未形成统一国家，而是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一的部族政权，中原典籍称之为“倭国”（“倭”在古汉语中最初并无贬义，仅为对东部沿海部族的称谓）。西汉时期，中原与倭国的交流多为民间层面的零星往来，尚未有官方使团互访的记载；王莽篡汉后，中原陷入战乱，与周边邦国的联系中断，倭国与中原的交流也随之停滞。

东汉建立后，随着刘秀平定天下、国力渐强，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再次向周边辐射。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列岛南部的一个较强部族——奴国（“奴”为部族名，“委”为“倭”的通假字，“委奴”即“倭地之奴国”），为寻求中原王朝的认可与支持，决定派遣正式使团前往洛阳朝贡。这支使团的行程充满艰辛：他们从奴国出发，先沿日本列岛西海岸航行，再横渡朝鲜海峡抵达朝鲜半岛，随后沿朝鲜半岛南部海岸北上，经乐浪郡（东汉在朝鲜半岛设立的行政机构）进入中原，最终抵达洛阳。

当倭国使者身着异域服饰、手持贡品出现在洛阳宫城时，立即引起了东汉朝廷的重视。刘秀虽已步入晚年（次年便驾崩），但仍亲自在朝堂接见了倭国使者。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使者见到刘秀后，遵循中原礼仪行跪拜之礼，用略显生涩的汉语表达了奴国的诉求：一是愿向汉廷称臣，成为东汉的藩属国；二是恳请汉皇为其部族赐名，以彰显其与中原王朝的从属关系；三是希望获得汉皇的册封，借助东汉的权威巩固奴国在日本列岛的地位。

刘秀对这支远道而来的使团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与友善。他深知，倭国使者跨海来朝，不仅是对东汉“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更意味着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已延伸至东海之外，这对巩固东汉的边疆声望、构建东亚朝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逐一回应了使者的请求，开启了汉倭官方交流的序幕。

二、赐名封王：刘秀对倭国的命名与册封背后的考量

面对倭国使者的请求，刘秀的回应既体现了中原王朝对周边邦国的“天朝上国”姿态，也蕴含着对东亚局势的深远考量，其中“赐名”与“册封”两大举措，成为此次交流的核心内容。

（一）赐名“倭国”：基于族群特征的称谓与文化认同的构建

关于刘秀为倭国赐名的缘由，《后汉书·东夷列传》明确记载：“（倭国使者）身长不过五尺，帝异之，乃赐名‘倭国’。”这里的“身长不过五尺”，并非指使者真的身高极矮（汉代一尺约合今23厘米，五尺约为115厘米，此处应为中原人对异域族群身高的主观印象，带有一定的夸张成分），而是反映了当时中原人对日本列岛居民的外貌认知。刘秀以“倭”为其命名，并非带有贬义，而是延续了西汉以来中原对东部沿海部族的称谓传统——“倭”在甲骨文中形似“人持戈”，最初为对东部游牧部族的统称，至两汉时期，逐渐演变为对日本列岛部族的专属称谓。

从更深层次来看，刘秀赐名“倭国”，本质上是中原王朝对倭国进行“文化归类”的过程。在中原的“天下观”中，周边邦国需通过中原王朝的命名与册封，才能获得“文明世界”的认可，成为“天下体系”的一员。刘秀赐名“倭国”，意味着将日本列岛纳入东汉的“天下秩序”之中，而倭国接受这一名称，也标志着其主动认同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为后续的文化交流（如汉字传入）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赐名也成为汉字传入日本列岛的最早物证。在此之前，日本列岛尚无成熟的文字体系，倭国使者在与东汉官员的交流中，首次接触到汉字，并将其带回日本列岛。此后，汉字逐渐成为日本列岛记录历史、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文字发展（如日语中的“汉字”“假名”均与汉字有直接渊源），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二）册封“倭奴王”：借助中原权威的地位巩固与朝贡关系的确立

在赐名之后，倭国使者进一步请求刘秀予以册封，希望获得“王”的称号。这一请求的背后，蕴含着奴国部族首领的深层政治诉求：当时日本列岛部族林立，奴国虽实力较强，但仍面临周边部族的竞争与威胁，若能获得东汉王朝册封的“王”号，便可借助中原的权威，确立奴国在日本列岛的主导地位，压制其他部族的挑战。

刘秀充分理解使者的诉求，也意识到册封奴国首领对构建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性。他决定满足使者的请求，正式册封奴国首领为“倭奴王”，并授予其象征藩属国地位的信物——金印。这一册封举措具有三重重要意义：

1. 确立朝贡关系：册封“倭奴王”意味着东汉与奴国正式建立藩属关系，奴国需定期向东汉朝贡，接受东汉的政治认可；东汉则对奴国负有保护责任，通过册封维护其在日本列岛的地位。

2. 彰显中原权威：刘秀以“王”号册封奴国首领，而非更低级的“侯”“伯”，体现了东汉对倭国的重视——在中原王朝的册封体系中，“王”通常授予实力较强、与中原关系密切的藩属国（如南匈奴、高句骊等），刘秀将奴国首领册封为“王”，表明东汉将其视为东亚朝贡体系中的重要成员。

3. 推动文化输出：册封过程中，东汉不仅授予金印，还向使者传授中原的礼仪、制度与文化知识（如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艺等），这些文化元素随使者传回日本列岛，推动了日本列岛的文明进程。

对于倭国而言，获得“倭奴王”的册封是举国欢庆的大事。据《后汉书》记载，使者返回日本列岛后，奴国首领立即向全岛宣告东汉的册封，周边部族因畏惧东汉的权威，纷纷承认奴国的主导地位，奴国由此成为日本列岛最具影响力的部族之一。这次册封，不仅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政治格局，更让日本列岛首次融入中原王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开启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千年历史。

三、金印为证：“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与历史价值

刘秀赐予倭奴国首领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仅是汉倭官方交流的直接物证，更成为中日两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化符号之一。这枚金印在历史长河中沉寂了千余年，直至18世纪末才重见天日，其发现过程充满传奇色彩，而其蕴含的历史价值，至今仍被中日学界广泛研究。

（一）金印的形制与象征意义

根据史料记载与后世考古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形制严格遵循汉代册封藩属国的制度规范：金印为纯金铸造，印面呈正方形，边长约2.3厘米（与汉代一尺的比例相符），印文为篆书“汉委奴国王”五字，分三行排列（“汉”字单独一行，“委奴国”三字为第二行，“王”字为第三行）；印钮为蛇形，蛇身盘曲，栩栩如生——在汉代的印钮制度中，蛇钮通常用于册封边疆少数民族或藩属国的“王”级官员，如南越王的金印也采用蛇钮，这与刘秀将倭奴国视为“边疆藩属”的定位完全一致。

从象征意义来看，这枚金印具有双重属性：对东汉而言，它是“天朝上国”册封藩属国的凭证，体现了东汉的政治权威与东亚主导地位；对倭奴国而言，它是获得中原认可的“身份象征”，是奴国首领巩固地位、号令周边部族的重要工具。金印的铸造工艺精湛，充分展现了汉代高超的手工业水平，也证明了刘秀对此次册封的高度重视——为了彰显对倭奴国的礼遇，他特意按照诸侯王的规格制作金印，而非普通藩属国的银印或铜印。

（二）金印的发现与真实性考证

1784年（日本江户时代天明四年），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志贺岛的农民甚兵卫在田间劳作时，偶然在地下挖出一枚金属印章。这枚印章通体金黄，印面刻有陌生文字，甚兵卫虽不知其价值，仍将其交给当地的藩主黑田氏。黑田氏组织学者对印章进行研究，发现印文为汉文篆书“汉委奴国王”，与《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的刘秀赐予倭国金印完全吻合，这一发现立即震惊了日本学界。

此后，中日学者对金印的真实性进行了长期考证。支持其为真品的证据主要有三点：一是金印的形制（蛇钮、印文风格、尺寸）完全符合汉代册封金印的特征，与中国国内出土的汉代“广陵王玺”（1981年在江苏扬州出土，印钮为龟形，印文风格与“汉委奴国王金印”高度相似）形制一致；二是金印的出土地点志贺岛，在汉代属于奴国的核心区域，与史料记载的奴国位置相符；三是金印的金属成分分析显示，其黄金纯度与汉代金器的纯度一致，排除了后世伪造的可能。尽管仍有少数学者对金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主流观点已确认，这枚金印正是刘秀在公元57年赐予倭奴国首领的信物，是汉倭早期交流的铁证。

（三）金印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不仅验证了《后汉书》记载的真实性，更具有多重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1. 填补了中日早期交流的史料空白：在金印发现之前，关于汉倭官方交流的记载仅见于《后汉书》等中原典籍，日本本土缺乏实物证据，金印的出土则让这一历史事件从“文献记载”变为“实物可证”，为研究中日早期关系提供了关键物证。

2. 见证了汉字与中原文化的东传：金印上的汉字是目前发现的日本列岛最早的汉字实物，证明了汉字在公元1世纪末已传入日本，为研究汉字在东亚的传播路径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金印所代表的册封制度、礼仪文化，也随金印一同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如日本古代的“大王”称号、朝贡礼仪均借鉴了汉代制度）。

3. 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符号：自发现以来，“汉委奴国王金印”便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多次在中日两国举办的文物展览中展出，成为连接中日历史记忆的重要纽带。它不仅见证了中日两国早期的友好交往，也提醒着后世：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上曾长期保持文化交流与友好合作，这一传统值得珍视与传承。

光武帝刘秀时期的汉倭交流，虽只是中日千年交往史中的一个片段，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刘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接见日本使者的帝王，以“赐名封王”的方式，将日本列岛纳入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之中，开启了中日官方交流的历史；而“汉委奴国王金印”的诞生与发现，则为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证，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永恒符号。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汉倭初交也是东汉构建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刘秀的治理下，东汉不仅与东北的夫余、高句骊、乌桓、鲜卑，西南的西南夷，南方的武陵蛮建立了稳定的关系，还将影响力延伸至东海之外的日本列岛，形成了以东汉为中心、覆盖东亚主要区域的“天下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并非依靠军事征服，而是通过“恩信招抚、册封赏赐”的方式，让周边邦国主动认同中原文化与政治权威，体现了刘秀“柔道治国”理念在东亚范围内的延伸。

对于今日的中日关系而言，汉倭初交的历史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两千年前，中日两国通过和平交流的方式，实现了文化互鉴与共同发展；两千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更应珍视历史上的友好传统，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繁荣的东亚秩序。而“汉委奴国王金印”这枚小小的金印，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应成为推动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精神纽带，让两千年的友谊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