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周我几乎每天都在和蒋文涵做歌，我来上海带的行李少，家里也没有什么设备，蒋文涵借了朋友的录音室来供我们使用。有了第一首歌的灵感就会有第二首，而且通常是写着写着忽然降临，我和蒋文涵对于这种上瘾的做歌过程哭笑不得。最终大概定下了一首专辑的量，我说蒋文涵这都够咱俩开专场的了，上海男人听不懂玩笑话，也可能是装听不懂，很认真地考虑起了这件事。
我做起歌来没日没夜，蒋文涵拉不住我于是只能跟我熬死大夜来，我通常是半夜两三天直接睡在录音棚里，这时候第二天醒来通常身上盖着蒋文涵特地买的小毯子。带Hello Kitty小图案的毛绒被，薄薄的一层但很暖和，我问他一个大直男哪里淘来这么可爱的东西。
“确实很难，所以找了很久。但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跟你气场很合。”
我摇摇脑袋的动作在暗示我很喜欢他的说这番话，蒋文涵话不多，但他很会讲，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做歌时常容易没有灵感，或者与其说是没有灵感，倒不如说是完美主义者要求得太高，总因为一两个小音符的影响而觉得衔接和节奏出现了大问题，或者录音时某个发音位置和气口没有找准，但调整又要花费很多时间，一点点摸索出来最佳的适配方案。往往这种时候我就会忽然地颓废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烦躁、失望、低气压……在我平常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我通常会任由成吨的负面情绪将我淹没，放任在有时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并不需要计较后果。似乎痛苦是具有成瘾性的，我从稚嫩的少女时代埋下这颗罂粟种，在这十分钟里我会自我否定、焦虑、流泪，甚至伤害自己，于是在我明显情绪不好将头埋在蜷缩起的双膝之间时，蒋文涵用手拨开我混乱的头发，小心翼翼又试探一般温柔捧起我的脸，带着泪渍的脸。
“别着急，没事的，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我们慢慢来，慢慢来。没事的……”
就像他眼中的我像一只小猫一样，他哄我的时候也像在给小猫顺毛，我的头被他轻轻按住贴在他的腰间。隔着一层毛衣贴在我的脸上的，大概是腹肌吧，怪硬的，我分神想到。
于是往后的惯例成了，我陷入旋律瓶颈的时候就会一头埋进蒋文涵怀里，他会驾轻就熟地安抚我，通常是一下一下捋顺我的头发。他不会讲话，却用慢慢悠悠的动作消灭了我的眼泪。
有他在，很安心。
我说蒋文涵你惯出我的坏毛病，我成了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软骨猫，只会懒洋洋地靠在你身上寻找精神慰藉。蒋文涵用沉默来回答我，很久之后他说他想个办法，想个办法跟小猫永远待在一起。
我在上海的第十三天，我和蒋文涵做歌的第九天，那时候我刚熬完一个大夜，把最后一首歌的hook写好，蒋文涵是不擅长唱hook的，而这又是一首旋律情歌，因此这个落在我身上的任务拖了好久才定下来。那个通宵他刚好不在，我正打算在录音室沙发补个觉等他回来商量把歌录了就发。我雀跃的心情盖过了头一天高度集中和持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疲惫，然后蒋文涵给我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
“廖沉，我打算去参加今年的《中国新说唱》了，我可能过几天就要飞北京准备节目了。专辑只能等回来再说了，或者先把做了的几首发了？……”
后面的内容我没再有心思去听，我说操他妈的怎么又是这个节目，像亡灵一样阴魂不散地缠着我，是不是我身边的每个人都会因为这个节目离开我，这就是我的命吗。
专辑后来没再做下去，我祝蒋文涵比赛顺利，没提任何一句我们之间的合作，我在挂断电话后的3个小时里迅速收拾好了行李，跟爷爷奶奶告了别回到了南京。蒋文涵在电话里似乎就意识到了我的不对劲，后来借我们录音室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到处找我，打我电话也不接，我说你帮我转告他，让他好好比赛，至于专辑。
“就这样吧，反正不重要。”
那首只做出来demo还没录的歌叫做《倒数情人》，我和蒋文涵没有倒数计时就这样结束了，更别提我们根本就没做过情人，哪怕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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