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续：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六、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1.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这次战争是中国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三十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8月13日,日军为了求得“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又把战火烧到上海。他们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能够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事情清楚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使自身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只有这样,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才有自己的前途。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共同认识。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同天,***、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接着,派叶剑英在西安代表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7月15日,中共代表***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

3.持久战

为了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七七事变前,中共中央就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七七事变后,在1937年8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听取这些意见。不久，共产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再次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如何开展持久战?红军在这场持久战中应该担负怎样的任务***在会上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根据抗战开始后的实践经验,向党内外广泛宣传持久战的方针。但是,“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仍有着相当大的市场。在国民党营垒中,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在南京丢失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他赶快出兵。在共产党内,一些人又有轻敌思想,以为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党内党外都有人轻视游击战争,而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以为靠正规战就能速胜,游击战无助于取得胜利。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5月,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战争的实践已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错误的。然而,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明确解决。为了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1938年5月写了《论持久战》这篇重要论文。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4.平型关大捷

八路军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一一五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在23日电令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五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接着,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忻口会战历时二十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5.《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做了系统的回答,明确地阐述了共产党的观点。

(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2)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还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并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纲领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可能去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5)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是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否则，就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

6.百团大战

在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上,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战略相持中迅速发展。从1940年8月20日晚上起,直到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主动进攻,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0 多个团(共105个团)的兵力,约20多万人,所以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940年夏以后，德国法西斯在西欧战场上屡屡得手,英法联军被迅速打败,随之席卷欧洲本土，日本帝国主义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一方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逼降和诱降,另一方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把抗日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构成对根据地的网状包围圈,然后对其“扫荡”、“蚕食”和“清乡”的所谓“囚笼政策”,目的在于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因此,中国出现了“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12页)在这种形势下,八路军总部认为,为着坚决反对投降,振奋抗战军民,锻炼与检验自身的力量，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发动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各参战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以突袭方式,向各交通线日伪军猛烈进攻,破坏正太、同蒲、平汉、石德、平绥、北宁、津浦、白晋等铁路交通线,歼灭了大量日军、伪军,并占领要隘娘子关、井陉新矿,攻克许多车站、据点。由于日、伪军猝不及防,仓皇作战,顾此失彼,损失惨重。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延安各界召开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并致电八路军慰问、鼓励八路军再接再厉,继续奋战。

第二阶段从9月20日(一说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开始。重点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人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并发动涞(源)灵(丘)战役等,攻占榆社城,对同蒲路北之敌再次发起攻击，切断该线,对任(丘)河(间)大(城)之日军发起进攻,克敌据点20余处，对平汉路、德石路、白晋路进行了大破袭。但由于日军已有准备,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牺牲较大,没有达到预期的拔除日军据点的目的。

从10月6日开始,日军调集华北境内所能调遣的兵力两万余人,加上大批伪军,对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地区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从破袭战转入反“扫荡”作战。在反“扫荡”战斗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粉碎日军“扫荡”。八路军在弓家沟、关家垴等地重创日军,在沁河两岸给敌以沉重打击。各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战,与“扫荡”的日军苦战,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到12月5日,百团大战基本结束,前后历时108天,共进行大小战斗 1824次,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人,伪军反正1845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炸毁桥梁两百多座,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八路军亦伤亡

1.7万人。

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鼓舞和动员了敌后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也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在百团大战进行之间，蒋介石于1940年9月11日致电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正式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战绩(《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67页)。百团大战对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发展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7.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阱,消灭异已。17日,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它的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很大的弱点: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损失。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一些人感到,形势又将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扩大。的确,蒋介石国民党一手造成的皖南事变近似于四一二政变,但这时有一个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全国上下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也不同于1927年,更重要的是,这时共产党已有了能够总结历史经验的成熟的领导,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8.反“扫荡"斗争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1940年的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护占领区的“治安”。日本中国派遣军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并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陆相东条英机宣称:日军要消灭一切华北不屈服的人,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是,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大量屠杀中国军民的惨剧。如1月下旬,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一千三百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中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一百三十二次,万人以上至七万人的达二十七次。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日军对华中敌后军民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日军总兵力仍有二十九万人。日、伪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周围设立封锁线,以求巩固其占领区,确保对主要交通线的占领和掠夺战略物资。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人减为约四十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人减少到五千万人以下。敌后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日军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以破坏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来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人民战争和战略战术,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的“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