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巷口的梧桐树影被路灯拉得又长又斜，风拂过，叶子哗啦啦地晃动着，像是在低声耳语。老钟抬起手，把褪色的蓝色工装袖口卷到肘部，露出了胳膊上那道浅白色的旧疤。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三十年前被机床划开的，血顺着手臂滴在地上，像一场无声的雨。他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插入锈迹斑斑的锁孔时，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齿纹的凹凸——这把钥匙他已经用了二十三年，闭着眼都能找到最顺滑的角度，“咔哒”一声，锁开了。
值班室里的铁架床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桌上的搪瓷缸沿缺了一角，“安全生产”四个红漆字早已褪成了淡粉色，像是被岁月抽干了力气。老钟按下墙上的开关，配电箱里传来轻微的嗡鸣声，巷子两侧的路灯骤然亮起，昏黄的光晕连接成一串，像极了一条破旧的珠链，沿着青石板路铺向远处。
夜风微凉，他像往常一样开始巡逻，脚步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三号车间的铁门卡住了，老钟皱了皱眉，用肩膀顶住使劲一推，“哐当”一声，门终于松动了。月光透过破损的窗棂洒进来，在满是灰尘的地上投下蛛网般的影子。老钟用手电筒照向墙角的工具箱，锁扣上的铁锈厚厚的一层，去年冬天还能勉强打开，现在钥匙插进去却纹丝不动，仿佛在嘲笑他的徒劳。
“钟师傅，又来这么早？”传达室的老张隔着铁栅栏递过一个保温杯，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最后一天了，歇着呗。”
老钟接过杯子，轻轻拧开盖子，枸杞的甜香扑面而来，他抿了一口，暖意顺着喉咙一路往下蔓延。他继续朝车间深处走，脚步声在空旷的厂房里荡开阵阵回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时间的裂缝里。最里面的机床上，放着一个掉漆的木盒，里面装着他攒了半辈子的零件——磨得发亮的齿轮、锈成绿色的螺栓，还有一枚用红绳系着的铜质铭牌，上面刻着“钟建国”三个字，是他刚进厂时领的。
七点整，厂区广播突然响起，《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旋律尖锐得刺耳，惊得房檐下的麻雀扑棱棱地飞起。老钟抬头看向高音喇叭，金属网罩上的漆皮剥落得厉害，露出底下暗沉的铁皮。这声音他听了二十三年，今天却觉得格外陌生，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响。
办公室的小周抱着纸箱经过，看到老钟站在机床旁发呆，停下脚步说：“钟师傅，您的东西收拾好了，在门卫室呢。”她顿了顿，声音轻了些，“下午拆迁队就来了，您……早点走吧。”
老钟没有应声，他蹲下身，手指缓缓抚过机床的导轨，油迹在掌心留下深色的印子。三十年前，就是在这里，为了接住掉落的零件，他的胳膊被划出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滴在水泥地上，像极了现在墙角那丛顽强生长的苔藓。
正午的阳光透过天窗砸下来，在地面拼出菱形的光斑，细碎而温暖。老钟打开木盒，把零件一个个摆到机床台面上，动作慢悠悠的，像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齿轮的齿牙间还卡着些许铁屑，他用指甲一点点抠出来，指腹摩挲过每一个零件的表面，眼神专注得仿佛与世隔绝。
拆房队的轰鸣声隐隐从远处传来时，老钟正把那枚铜铭牌挂回脖子上。他最后看了一圈车间，窗台上的仙人掌已经枯死，刺都掉光了，只剩下一截皱巴巴的绿茎，像是一段被遗弃的记忆。他伸手拉上铁门，“哐当”一声，身后传来玻璃碎裂的脆响，清亮得像是一场告别的礼炮。
走出巷口时，梧桐树的影子短了许多，阳光直直地洒在地上，把树叶的轮廓投影得分毫毕现。老钟回头望了一眼，厂区的烟囱在烟尘中摇摇晃晃，像根被风吹斜的铅笔。他摸出那把黄铜钥匙，塞进裤兜最深处，那里还揣着一张褪色的奖状，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那是1998年评先进工作者时发的，如今却薄得像一片枯叶。
街对面的早点摊飘来油条的香气，老张的保温杯还攥在手里，杯底的枸杞沉在水里，像几粒暗红色的星子。老钟脱下工装外套搭在胳膊上，疤痕在阳光下泛着淡白色。他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皮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和二十三年来每个清晨一样清脆，嗒、嗒、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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