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秦沐，我重生了。
重生在给林耀伦当免费劳力的第三年，3点56分，我正对着满屏密密麻麻的数据，手指因为长期敲击键盘，关节处泛着不正常的青白。
上一世的记忆像被打翻的墨汁，在脑海里迅速晕染开黏稠的黑。
我是林耀伦门下最“好用”的博士生。出身小城里的普通家庭，父母是勤恳半生的教师，供我读到博士已是倾尽全力。第一次见林耀伦时，他穿着熨帖的白衬衫，镜片后的眼睛带着学者特有的温和，说“科研路上，汗水最是公平”。那时的秦沐信了，把这句话工工整整抄在笔记本第一页。
后来我才知道，公平，何尝不是一种特权。
林耀伦的项目标书永远是我的活儿。从文献综述到数据模型，从预算表到可行性分析，我熬了无数个通宵，把那些枯燥的数字、繁复的框图打磨得像艺术品。可每次申报材料提交时，我的名字总会被轻飘飘地挪到最后，备注栏里写着“参与辅助工作”。而从未碰过键盘的大师兄，名字永远牢牢钉在第一顺位，只因他父亲是某部门的领导。
“小秦啊，你还年轻，机会有的是。”林耀伦总在我欲言又止时递过一杯热茶，语气语重心长，“大师兄快评职称了，这次就让他先借着力。”为了顺利毕业，为了不给自己平添麻烦，我忍下了。
师门的师弟师妹更是把她我当成免费保姆。硕士论文不会写，凌晨一点打电话问我数据怎么处理；软件不会用，把电脑直接搬到她工位上；甚至连开题报告的PPT框架，都要她熬夜做出来。他们一口一个“秦沐师姐”，嘴甜得像抹了蜜，可转头朋友圈发聚餐照片，九宫格里却从没有我的影子。有次在食堂遇见，我笑着打招呼，那几个学弟学妹却装作没看见，低头说笑走过，餐盘碰撞的脆响里，藏着毫不掩饰的轻视。
导师说“同门情谊最重要，以后圈子里同门才是最靠得住的资源”，因为不想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我也默默忍下了。
真正压垮我的，是被我视为心头血的那篇论文。
那是我跟了整整两年的研究，我跑遍了二十三个城市的工业园区，访谈了七十二位企业主和银行信贷经理，光是整理访谈录音就转写了八十多万字。当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林耀伦时，指尖抖得像风中的枯叶——这篇论文够我拿下国家奖学金，够我顺利毕业，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给我换来一流大学副教授的椅子。
林耀伦的回复来得很快，邮件里罕见地用了三个感叹号：“小秦，做得太棒了！这水平！完全够得上顶刊！这段时间辛苦了吧，投稿的事交给我，你好好休息几天。”
他还额外转了一笔助研费，比往常多了两千块。
那时的我像被灌了迷魂汤，竟傻傻地觉得，导师终于看到了我的付出，我终于用能力证明了自己。我买了人生中第一支奢牌眼霜，想遮住眼底的青黑，却忘了那句老话——事出反常必有妖。
三个月后，在我查阅最新文献时，心脏骤然停跳了半秒。
那篇我呕心沥血写就的论文，赫然登在领域内最权威的期刊上。引言、核心假设，实证数据，从摘要到结论，一字不差，差在哪里呢？差在作者！第一作者的名字，是个陌生的教授；通讯作者，是另一所大学的博导。而我自己被挤到了第五作者，备注里写着“提供数据收集整理工作”。
在我血气上涌冲进林耀伦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和人打电话，语气谄媚又熟稔：“王教授放心，学生做的这点小事，哪能当回事……对，就按咱们说好的，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
挂了电话，他脸上的谄媚瞬间换成惋惜：“小秦啊，这个事你听我跟你说哈，文章是好文章，但是没有大佬的署名，你也知道的，也是发不出来的，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能有机会在顶刊上署个名嘛……”
无耻！我被气到失语，却是嘴唇打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何况我又能说什么呢，邮箱里的发送记录、银行账户里的转账凭证，都是林耀伦参与论文的证据。
木已成舟，我只能认栽。
可重新开始的研究举步维艰。怕做得太好再被抢走，又怕做得太差毕不了业，像个走钢丝的人，每天活在焦虑里。夜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是论文被抢走的画面，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疼得喘不过气。医生说我得了中度抑郁症，开了一堆药片，可那些白色的小药丸，总归难以医好心里的窟窿。
林耀伦的压榨变本加厉。他让我同时带六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让我整理整个师门论文需要手工收集的数据，让我替他去参加无聊的企业座谈会充场面。“小秦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每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他总这么说，转头却把去访学的名额，给了知网都用不明白的富二代师弟。
最后那个夜晚，窗外下着暴雨，我还在疯狂的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是林耀伦新扔过来的横向课题，这周就要交。我的眼皮重得像坠了铅，太阳穴突突地跳，胃里一阵阵地抽痛。却还在给自己打气，写完这段就去睡。可指尖突然开始发麻，眼前的文字扭曲成一团乱麻。我挣扎着想起身上床去休息一下，身体却像被抽走了骨头，猛地向前栽倒。额头撞在桌角，发出闷响，屏幕上的光标还在固执地闪烁，像个冰冷的嘲讽。
意识消失的最后一秒，我又瞥见桌角那本笔记本，第一页的“公平”两个字，被泪水洇得发皱。
好不甘心啊…
如果能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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