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南京。
深秋的梧桐叶落了一地,被雨水泡得发黑,粘在青石板路上,像一块块褪色的旧伤疤。
依依站在中央大学的大门口,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学生裙,外面罩了件米白色的薄毛衣,脚上是黑色的皮鞋。她左手抱着一摞书,右手撑着一把油纸伞,雨丝从伞沿滑下来,在她脚边汇成一条细细的水流。
她看着校门口那块写着“国立中央大学”的牌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1948年。
南京。
淮海战役前夕。
这个世界,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要危险。
她不再是神的使者,不再是天才棋手,不再是道的化身,不再是刑警队的顾问。
她只是一个大学生。
一个从上海转学来的、念外文系的普通女学生。
但她的任务,一点都不普通。
“保护任少白。”神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响起,“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代号‘孤雁’。他的单线联系人已经牺牲,他现在孤立无援,随时可能暴露。”
依依知道任少白。
在原著的世界里,任少白会在淮海战役前夕获取一份至关重要的国民党江防兵力部署图。他成功把情报传了出去,但自己也暴露了。
最后,他被保密局的人围堵在长江边。
他把那份情报的底稿吞进了肚子里。
然后跳进了长江。
江水很冷,十一月的江水冷得像刀子一样,割在皮肤上,割进骨头里。
这是他最后的感觉。
依依闭了闭眼睛,把那些画面从脑海里赶出去。
“不会了。”她轻声说,“这一次,不会了。”
“你的身份,”神继续说,“中央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从上海转学来。你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外科医生,母亲是英国人,十年前去世。你从小在英国长大,十八岁回国,在上海读了两年大学,因为战事转学到南京。”
依依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些信息。
“你的任务——以合理的身份接近任少白,取得他的信任,保护他的安全,协助他完成情报工作。你可以利用神力,但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还有呢?”依依问。
“还有——”神停顿了一下,“不要在任何一个世界停留。”
依依没有说话。
她撑伞走进了中央大学的大门。
任少白第一次见到依依,是在中央大学附近的一家西餐馆。
那天他约了一个人在那里接头——国防部机要处的江秘书,一个在牌桌上输了不少钱、急需要钱周转的家伙。任少白请他吃了一顿法式大餐,灌了他两瓶红酒,从他嘴里套出了几份不重要但能用来交差的文件信息。
送走江秘书之后,任少白一个人坐在位子上,点了一根烟。
他没有急着走。
他在观察。
这是他的习惯——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先观察周围的环境,记住每一个人的脸,评估每一个可能的威胁。
他的目光扫过西餐馆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他看见了她。
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和一本翻开的英文书。
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学生裙,头发扎成一条低马尾,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她的五官算不上惊艳,但很耐看,尤其是那双眼睛——明亮、清澈,像是山间的一汪泉水。
她正在看书,但任少白注意到,她的书已经很久没有翻过页了。
她在等什么人。
任少白收回目光,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准备离开。
“任先生。”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那个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带着一点点的南方口音,像是在水里泡过的糯米,软糯而清晰。
任少白转过头,看着她。
她合上书,站了起来。
“我们认识吗?”任少白的声音很平淡,但他的右手已经微微弯曲,随时可以伸进外套内侧——那里藏着一把勃朗宁手枪。
“不认识。”女人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像冬天的阳光,不刺眼但让人觉得温暖,“但我知道你是谁。”
任少白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哦?”
“你是国防部的任少白,任中校。”女人说,“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任少白的心跳加速了,但他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什么身份?”
女人走到他面前,离他很近。
近到他能闻见她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是肥皂的味道,很干净,很清淡。
“我不想在这里说。”她压低声音,目光扫过西餐馆里其他的客人,“但你可以放心,我不是坏人。我是来帮你的。”
任少白盯着她的眼睛看了足足五秒钟。
那双眼睛里没有恶意,没有算计,没有恐惧。
只有一种他很少见到的、纯粹的、不带任何杂质的……善意。
“你怎么证明?”他问。
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放在桌上。
任少白的瞳孔猛地一缩。
那是一枚很普通的铜钱,乾隆通宝,市面上到处都是。
但它的背面刻着一个极小的字——“孤”。
孤雁的孤。
这是他单线联系人的信物。联系人牺牲之后,这枚铜钱应该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搜走了。
“你从哪里拿到的?”任少白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危险的意味。
“你不用管我从哪里拿到的。”女人把铜钱收起来,“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你的联系人牺牲之前,把这枚铜钱托付给了我。他让我来找你,告诉你:孤雁不孤,南雁北飞。”
任少白的呼吸停滞了一瞬。
“南雁北飞”是他跟联系人约定的暗语,意思是“组织尚未抛弃你,继续潜伏,等待指令”。
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个暗语的人只有两个——他和已经牺牲的老马。
如果这个女人知道这句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她说的是真的。
“你叫什么名字?”任少白问。
“李依依。”女人说,“中央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
“你是什么身份?”
“你的帮手。”依依说,“从今天起,你想做什么,我都帮你。你需要什么,我都给你弄来。你有什么危险,我都替你挡。”
任少白看着她,嘴角忽然弯了一下。
那不是笑,是一种带着玩味的、审视的、试探的表情。
“你一个大学生,能替我挡什么?”
依依迎着他的目光,不躲不闪。
“你试试就知道了。”
任少白住在南京城南的一条老巷子里,一栋两层的小洋楼。
那是他父亲的产业——任家在南京经营布匹生意多年,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几处房产还是有的。任少白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三年前病逝,母亲跟着姐姐去了香港,他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
楼不大,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有三个房间——主卧、书房和一间空房。
依依搬进来的时候,只带了一只皮箱和一摞书。
任少白站在二楼的走廊上,看着她吃力地把皮箱拖上楼,没有帮忙。
“你就住那间空房。”他指了指最里面的那扇门。
依依把皮箱拖过去,推开门,看了看。
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窗户朝南,能看到巷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树冠。
“挺好的。”她说,把皮箱放倒,开始往外拿东西。
任少白靠在走廊的墙上,双臂抱胸,看着她忙碌。
“你为什么要帮我?”他问。
依依从皮箱里拿出一件毛衣,抖了抖,叠好放在床上。
“因为你有用。”
“有用?”任少白挑了挑眉,“你对‘有用’的定义是什么?”
“你能做很多人做不到的事。”依依转过身来看着他,“你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情报。你能救很多人。”
“救谁?”
“救那些你不知道名字的人。”依依说,“那些在战场上、在城市里、在每一个角落里等着情报去救他们的人。”
任少白沉默了。
他看着依依那双明亮的眼睛,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不是心动——他早就过了那种年纪,也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说了几句漂亮话就心动。
是一种……认同。
这个姑娘,跟他是一类人。
他们都相信,有些事情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你从今天起,是我的女朋友。”任少白说。
依依的手顿了一下。
“女朋友?”
“对外宣称。”任少白说,“你住在我这里,总得有个名目。中央大学的学生,跟国防部的中校谈恋爱,听起来很合理。”
依依想了想,点了点头。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每天都给我买东西。”
任少白愣了一下。
“什么?”
“衣服、鞋子、首饰、香水、花、巧克力……”依依掰着手指头数,“总之就是那种会让所有人觉得‘任少白对他女朋友真好’的东西。”
任少白看了她两秒钟,忽然笑了。
这一次是真的笑了。
不是那种玩味的、试探的笑,而是一种被逗乐了的、无可奈何的笑。
“你是来做任务的还是来敲诈我的?”
“都是。”依依理直气壮地说,“你想想,一个男人如果对自己的女朋友抠门,别人会怎么想?会说这个男人经济状况不好,或者感情有问题。但如果这个男人每天都给女朋友买各种东西,别人就会觉得他很爱她,他们的关系很稳定,没有任何问题。”
任少白收起了笑容,认真地看着她。
“你很聪明。”
“我知道。”依依说,“所以你要听我的。”
任少白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他转身走回了书房,关上了门。
但第二天早上,依依下楼的时候,看见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礼盒。
她走过去打开,里面是一条羊绒围巾,浅灰色,质地柔软,手感极好。
礼盒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收了。”
依依把围巾拿出来,围在脖子上,对着客厅的穿衣镜照了照。
浅灰色配她的藏蓝色学生裙,确实好看。
她笑了笑,把纸条叠好放进口袋里,然后走进厨房,开始做早饭。
住进来的第三天,依依发现了窃听器。
那天下午任少白不在家——他去国防部上班了。依依一个人在家收拾房间,说是收拾,其实是在检查。
她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客厅的吊灯、餐厅的桌椅、书房的书籍、卧室的床底、卫生间的镜子。
一共发现了三个窃听器。
一个在客厅的吊灯灯罩里,一个在书房的电话底座下面,一个在她自己房间的窗户框上。
依依没有动它们。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安静地想了一会儿。
在原著里,任少白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但他直到最后关头才知道。那时已经太晚了——保密局已经掌握了他大量的通话内容,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大半。
但现在,依依提前发现了。
她可以拆掉它们,但那会打草惊蛇。
她也可以假装不知道,继续正常生活,但那意味着她和任少白的每一次对话都会被监听。
她需要第三个选择。
那天晚上,任少白回到家的时候,看见依依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脖子上围着那条浅灰色的羊绒围巾。
“回来了?”她抬起头,朝他笑了笑,“饭在锅里,我去热。”
任少白脱掉外套,挂在衣架上,走进餐厅坐下。
依依端着一碗热汤走出来,放在他面前,然后坐在他对面,双手托腮看着他。
任少白喝了一口汤,皱了皱眉。
“今天的汤有点咸。”
依依眨了眨眼睛,然后用一种很轻很轻、轻到几乎只有嘴唇在动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客厅吊灯灯罩里有一个。书房电话底座下面有一个。我房间窗户框上有一个。”
任少白端汤的手微微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喝汤,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你是不是放盐放多了?”他正常音量说。
“可能吧。”依依也正常音量回答,“我今天没怎么睡好,头晕晕的。”
然后她用那种只有嘴唇在动的气音说:“我没动它们。”
任少白放下汤碗,站起来走到依依身边,俯下身,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
“头晕就去休息。”他说,音量正常,“别硬撑着做饭。”
他的嘴唇贴着她耳朵的时候,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知道了。从今天起,按你说的办。”
依依的心跳漏了一拍。
不,而是负担。
他选择相信她。
不是因为证据,不是因为逻辑,而是因为一种直觉。
这个姑娘,不会害他。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白天,任少白是国防部的任中校,是金陵城里出了名的风流阔少。他每天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开着那辆黑色福特轿车,出入各种高档场所。
而他最出名的事情,不是他的工作能力,而是他对女朋友的好。
每天下班的时候,任少白的车上都会多出一个精致的购物袋。
有时候是鸿章绸缎庄的新款旗袍,有时候是亨利钟表行的瑞士手表,有时候是小巴黎香水店的最新香氛,有时候是冠生园的糖果和巧克力。
这些东西,他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带回家,亲手交给依依。
“任中校对女朋友真好。”国防部的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可不是嘛,天天买,天天买,他家都快成百货公司了。”
“那个李依依是什么来头?中央大学的学生?长得也就那样啊,怎么就把任中校迷成这样了?”
“你懂什么,人家有本事。”
这些议论传到任少白耳朵里,他不解释,也不否认,只是笑笑。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一个每天给女朋友买买买的男人,看起来像什么?像一个沉浸在爱情里的普通男人,一个没有心思搞阴谋诡计的男人,一个不值得被怀疑的男人。
这是依依的计划。
而她自己的“人设”,也在中央大学里慢慢立了起来。
“任少白的女朋友”——这个头衔让她在同学中显得格外扎眼。有人羡慕她,有人嫉妒她,有人背后说她“攀高枝”“傍大款”。
依依不在意这些。
她每天照常上课、看书、做作业,偶尔跟同学去吃一碗鸭血粉丝汤,偶尔在图书馆里待到闭馆。
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
只有任少白知道。
一个月的“恩爱秀”之后,保密局的监听渐渐松懈了。
王富贵每天还是会戴上耳机,但听得越来越不认真。每天晚上那十几分钟的“亲密声音”,他已经听得麻木了,有时候甚至直接摘下耳机去抽烟,等时间差不多再回来。
任少白和依依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1948年11月7日,立冬。
南京的夜晚已经很冷了,风从长江上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寒意。
十点半,任少白卧室的灯灭了。
十点三十五分,“亲密声音”准时响起。
王富贵照例摘下耳机,点了根烟,走出监听室去透气。
他不知道的是,在那十分钟里,任少白和依依已经从卧室的窗户翻了出去,顺着外墙的排水管滑到了地面上。
依依第一次做这种事,手心全是汗,好几次差点滑脱。任少白在她下面托着她,一只手撑着她的脚,另一只手抓着排水管,动作稳得像一只猫。
两个人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沿着巷子后面的小路,消失在了夜色中。
他们的目标在城南的一栋民房里。
那是一个日本人。
抗战已经结束三年了,但南京城里还潜伏着一批日本特务。他们以各种身份掩藏自己——商人、教师、医生、记者,表面上是普通的在华日本人,暗地里却在收集情报,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做准备。
今晚的目标,是一个叫山本正雄的“商人”。
表面身份是南京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真实身份是日本军部情报课的特务。他在南京潜伏了四年,掌握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调动信息,正准备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些情报传回日本。
如果这些情报到了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任少白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下手。山本正雄警惕性极高,身边常年有保镖,住处更是机关重重。
但依依给了他一个方案。
“明天晚上山本正雄会去秦淮河喝酒,他的保镖会跟着去,但只会带两个,剩下两个留在住处。你负责解决留守的两个,我负责山本正雄。”
任少白看着依依,目光里写满了怀疑。
“你?杀一个日本特务?”
“我不杀人。”依依说,“我只是让他们睡一觉。”
“睡一觉?”
“嗯,睡一觉。不会醒的那种。”
任少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他没有追问。
因为他发现,每当她不打算解释某件事的时候,她就会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相信我”,而他发现自己总是愿意相信她。
那天晚上的行动很顺利。
任少白潜入了山本正雄的住处,无声无息地解决了两个留守的保镖——用刀,一刀毙命,干净利落。
依依在秦淮河畔的一间小酒馆里找到了山本正雄。
他喝了很多酒,脸红得像煮熟的虾,正搂着一个歌女唱日本歌。
依依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山本正雄眯着眼睛看着她,嘴里叽里咕噜说了一串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