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莫斯科的十二月，寒冷得如同西伯利亚的流放地。

窗外的雪，下得无声无息，像是要为一座即将崩塌的丰碑，献上最后的、纯白的裹尸布。房间内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闪烁的、断断续续的蓝光，映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沟壑纵横的脸上。

电视里，那面他曾为之奋战、为之流淌鲜血、并视之为毕生信仰象征的旗帜，正在寒风中，缓慢地、屈辱地降下。

镰刀与锤子，蜷缩着，消失在镜头之外。

像一声未曾喊出的叹息。

房间里死寂。只有桌上那把马卡洛夫手枪，在幽暗里泛着冷硬的钢蓝。它和他一样老旧，是上一个时代的遗物，今夜，将一同走入历史。

他伸出手，指尖拂过冰凉的枪身，触感熟悉得像一位沉默的老友。他曾用它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射杀法西斯，他曾用它对着天空鸣响，庆祝柏林的胜利。它曾是捍卫理想的武器，今夜，却要成为理想的棺钉。

他这一生，像一本被匆忙合上的书。童年时在集体农庄的麦浪里仰望蓝天，青年时在卫国战争的炮火中高唱《喀秋莎》，壮年时在建设的工地上挥汗如雨，将一片片废墟变成“苏维埃人”的骄傲。那些沸腾的岁月，那些关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纯粹梦想，此刻都化作了电视里那个冷漠的、降旗的镜头。

信仰，原来是有保质期的。而且就在今夜。

他拿起桌上那张泛黄的合影。照片上，他和战友们站在刚刚攻克不久的国会大厦前，年轻的脸庞上满是硝烟与笑容，眼神明亮，仿佛已经看见了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娜塔莎，他永远的新娘，依偎在他身边，她的金发在柏林的阳光下，像一面小小的、胜利的旗帜。

他们都先他而去了。娜塔莎死于难产，阿纳托利牺牲在阿富汗的山谷，谢尔盖则在几年前酗酒冻死在巷口……他们或许是幸运的，不必亲眼目睹这信仰的葬礼。

一滴滚烫的东西，终于从他干涸的眼角挣脱，划过苍老的脸颊，在下颌处凝结成冰。

窗外，隐约传来了欢呼声，那是拥抱新时代的人们。而他，是属于旧时代的幽灵，是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顽固化石。

没有遗书。能给谁呢？给这个不再需要他的祖国？还是给那个他已然看不懂的世界？

他缓缓地将手枪抵住太阳穴。金属的冰冷，让他打了个寒颤，却也带来一种奇异的平静。

“Если не мы， то кто же?”（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

他低声念出青年时代最爱的诗句，声音沙哑，像磨损的老唱片。

然后，他扣动了扳机。

砰——

枪声撕裂了莫斯科的寂静，也撕裂了他与这个时代最后的联系。他的身体滑倒在地，鲜血如同一条小小的、绝望的河流，蜿蜒着，漫过地板上那张落下的合影，淹没了娜塔莎灿烂的笑容。

电视里，狂欢仍在继续。

没有人听见，一颗星辰陨落的声音。

而在意识彻底消散的最后一瞬，他感受到的不是永恒的虚无，而是一种奇异的……失重。仿佛从极高的地方，开始下坠。

下方，不是地狱。

是一片他从未见过的

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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