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下午的班会课上，隔壁三班的同学突然离开了他们的教室，不知所踪。这一幕让整个班级都陷入了疑惑之中，大家交头接耳，猜测纷纷。然而，这份疑惑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事情的真相便浮出水面了。

“四班的同学去知行楼！”

正当我们仍在热烈讨论之时，一声突如其来的响动骤然打破了周围的宁静，将我们所有人惊得一颤。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位陌生的老师正站在不远处。尽管对他毫无印象，但不知为何，我们竟鬼使神差地跟随他的指引，一路走向了知行楼。

当我们抵达知行楼时，正瞧见三班的同学在此搬运书籍。那一刻，我们似乎恍然大悟，明白了此行的目的。这学校是把我们当成免费劳动力了。

我们纵有满腹怨言，却也不敢表露出丝毫抗拒之意，只能随着三班的同学在知行楼里爬上爬下地搬书。搬书这事，我虽已认命，可心中仍有不平之气翻涌：凭什么只有我们三班和四班的人来干这苦差事？其他班级的同学为何还能安然坐在教室里自习？把我们当作免费劳动力也就罢了，居然还如此区别对待，着实让人愤懑难平。

搬书的过程并不算顺利。那些书籍虽用绳子捆着，但有些绳结却绑得松松垮垮，稍不留意，书本便会轰然散落，铺满一地。我们往往难以察觉这一隐患，于是，在搬书的路上，总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前一秒还稳稳抱着书的人，下一秒便手忙脚乱地面对满地狼藉。我的心里其实是想帮忙的。遇到本班同学，我总会主动伸出援手，蹲下身与他们一起捡拾散落的书本；然而，当面对三班那些陌生的同学时，我却迟迟迈不出那一步。犹豫再三，内心挣扎如潮，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假装没有看见，低头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那股无形的压力，仿佛将我的勇气压得粉碎，只留下一丝愧疚悄然萦绕在心头。

在搬书的过程中，我也颇为不幸地接手了一沓用绳子松垮捆绑的书籍。刚走下第一层楼梯，手中的书便因绳子彻底松散而纷纷掉落。无奈之下，我只能蹲在楼梯间，一本一本地捡起散落的书。就在这时，杨云景和肖邦各自抱着一摞书从楼上走了下来。杨云景见状，二话不说将自己手里的书递给肖邦，随后转头对他说：“你先走吧，我帮她捡一下。”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感动。他竟然会主动帮我一起捡书，这细节虽小，却让我心底泛起暖流。肖邦接过书时，一脸茫然，嘴里说着：“杨云景，你这个见色忘友的。”话音未落，他已转身朝楼下走去，脚步间似乎还带着几分无奈。

在我们把散落的书本一一拾起后，杨云景试图用绳子将它们捆扎整齐。然而，他试了几次，却总是无法如愿系紧。看到他微微皱起的眉头和略显笨拙的动作，我忍不住说道：“不行的话就算了。”

但他却仿佛没听见一样，依旧专注地继续系着绳子。直到将书本用绳子捆扎得整整齐齐，他才稍稍挺直腰背，带着一抹自豪的神情拍了拍胸脯，朗声道：“好了。”

“谢谢你。”

“没事。”

他话音刚落，便转身朝楼上走去，而我则抱着一摞书籍，朝着楼下迈步。走出知行楼时，正巧看见政治老师和语文老师站在一旁。政治老师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语气轻快地打趣：“是搬书苦还是读书苦啊？”语文老师闻言接了句：“都苦。”我们闻言，只是勉强扯出一抹尴尬的笑容，随即便低下头，继续手中的搬运任务。

一直到班会课将近尾声，政治老师和语文老师才宣布让我们把手上这一趟书搬完后便可回班。此时，我正准备往楼上走去，心中默默盘算着：再搬一次，这次任务便能画上句号。于是，我在楼上整理好一摞书本后，稳稳地托起它们，缓步朝楼下走去。刚踏下最后一层台阶，我再次迎面遇上了杨云景和肖邦。略作停顿，我转向杨云景问道：“你还搬书吗？”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用意，说道：“没事，我自己上去搬吧。”话音未落，一旁的肖邦突然插嘴：“你不搬，我搬。”他的语气带着几分漫不经心，却格外笃定。我皱了皱眉，毫不留情地回了一句：“你一边去。”然后径直抱着书离开了知行楼，只留下肖邦在原地蒙圈。

回到班级之后，肖邦指着我俩说：“两个见色忘友的。”

“谁跟你是友？”我说道。

“你这是见色忘丑啊。”

“啊？”这回轮到我蒙圈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自己说自己丑的。

后来我究竟说了什么，如今已模糊不清，记忆如同沙漏中的细沙，悄然流逝。既然如此，那便无需再苦苦追寻那些已然消散的话语，任其随风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