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

(53)

巴尼想给他妹妹打电话。

→ 巴尼有一个妹妹。

→ 巴尼相信他有一个妹妹。

令人费解的是，（53）并没有允许巴尼想要有一个妹妹的推论，而是他相信他有一个妹妹。

因此，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在“x VA…”范围内触发的预设 φ（其中 VA 是态度动词）会产生两个具有预设状态候选资格的推论：（a）φ 和（b）x 相信 φ。因此，我们有三种可能的处理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在文献中得到了辩护：

这两个推论都是预设（Zeevat 1992，至少对于某些触发因素）。

只有 φ 是一个预设（Gazdar 1979a；van der Sandt 1988；Geurts 1998）。

只有“x 认为 φ”是一个预设（Karttunen 1974；Heim 1992）。

第一种策略似乎需要规定某些预设必须被适应两次，一次在信念背景之内，一次在信念背景之外，而这样的策略很难激发。另一方面，对于（ii）和（iii），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我们采用其中任何一个，我们只占观察到的推论的一半。另一半怎么解释？文献中主要由 Heim (1992) 讨论了这个问题的三种可能的答案：

重新解释 (Heim 1992) 乍一看像是投射到全局背景的预设，实际上可能是由于预设触发因素的重新解释。该解决方案有几个严重的缺点。特别是，很难看出这个提议如何能够同时给我们两种推论，而不是一个（de re）或另一个（presupposition）。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参见 Geurts 1998），我们不会再进一步​​考虑它。

输出（Karttunen 1974，Heim 1992，Kay 1992）如果巴尼相信他有一个妹妹，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他有一个妹妹。因此，如果假设巴尼相信他有一个妹妹，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断他有一个妹妹。

输入（Heim 1992，Geurts 1998）如果巴尼有一个妹妹，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他相信他有一个妹妹。因此，如果假设巴尼有一个妹妹，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断他相信自己有一个妹妹。

如果我们的预设理论预测从“x VA”投射的推论具有“x 相信 φ”的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诉诸输出来解释为什么 φ 也是可推断的。反之亦然，预测 φ 是预设的理论可以使用导入来推导“x 相信 φ”。所以我们有两个选择：

x 认为 φ φ

选项A输入预设

选项B预设导出

会是哪一个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它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提及其中的一些问题。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满意度族理论来说，很难避免做出这样的预测：从态度语境投射的预设的形式是“x相信φ”，而DRT风格的理论更加灵活，可以预测这个或预设只是φ。换句话说，满意度理论受到更多限制（这很好），但因此实际上被迫诉诸选项 B。

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进出口推论的真实性质。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一般来说，人们的信念与事实是一致的，并且我们倾向于默认情况就是如此。但即使这一点是正确的，默认情况下，人们也不太可能从“x 相信 φ”（对于任意 x 和 φ）推断出 φ，反之亦然。无论导入和导出是什么，它们都不是一般的启发法。相反，这些推论几乎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文。

8. 预设可变性

当代许多关于预设的工作都致力于特定触发因素或触发因素家族的案例研究。通常，这些研究最终都会对所讨论的触发因素给予某种特殊的考虑。我们已经在上面看到了触发分化的例子；例如，照应帐户确定了一类内容“描述性较差”的触发因素，以解释为什么它们的预设比其他触发因素更难适应（参见第 5.1 和 5.3 节）。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触发因素预设的不同之处，主要集中在预设投射的稳健程度以及预设在何种背景下消失的问题。

对于一些人来说，预设理论所涵盖的各种推论之间的模糊界限为传统标签可能无法涵盖的新触发因素和类似预设的事物打开了大门。例如，Schlenker（2015，2018）将预设框架应用于标志性的共同语音手势，以识别他所说的“共同假设”。还有一些推论似乎对预测等传统诊断提出了挑战。例如，非限制性关系从句（“Fred，我喜欢的人，……”）产生类似预设的投射，但通常会在话语中引入新信息（Chierchia & McConnell-Ginet 1990）。

最后，一些理论模拟预设的方式可以产生新类型的相关推论。例如，Chemla (2008) 指出，(54a) 中的句子强烈表明说话者没有姐妹。根据 Heim (1991) 的说法，这一推论源于以下事实：说话者没有说出 (54b) 中的替代方案，这强烈地预设了说话者确实有一个姐妹。这个预测来自海姆的最大化预设！原则，即说话者将使用一组备选方案中具有最强预设的恰当句子。这些类型的推论在文献中被称为“反预设”，该术语起源于 Percus (2006)。

(54a) 约翰相信我有一个妹妹。

(54b) 约翰知道我有一个妹妹。

一些触发器之间观察到的一个差异是，它们似乎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可靠地生成预设。正如我们在第 6 节中提到的，预设投影理论倾向于采用预设与表达式类型相关的工作假设：如果表达式 α 触发预设 φ，则 φ 将始终由 α 触发。这只是一个经济问题：由于投影理论已经提供了一种机制来解释预设一旦被触发，似乎就会消失，因此没有必要假设存在兼职的预设触发因素。事实上，如果事实证明某些表达式或结构偶尔触发了它们的预设，那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这样我们就有两种方法来解释为什么给定的预设未能出现：呼应我们在第 6 节中的讨论，要么它已经被取消（比如通过在嵌入的上下文中解决），要么它一开始就没有被触发。

是否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存在兼职触发因素？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不过，有一些有启发性的事实。在 Fauconnier (1985) 的以下示例中，A 和 B 坐在酒吧里观察一个似乎不太高兴的陌生人：

(55)

A：我想知道那家伙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闷闷不乐。

B：也许他的女朋友抛弃了他。

在这种情况下，对 B 的回答最自然的解释是，这个陌生人可能有一个抛弃了他的女朋友；如果我们假设“他的女朋友”总是触发代词所指对象有女朋友的预设，那么这种解释将需要女朋友的本地适应。 [23]问题是，如果这是当地的住宿，那就太容易了。当地住宿应该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我们允许在这种情况下预设是局部容纳的，为什么不能将所有嵌入的预设都局部容纳而不是投影呢？允许局部适应不受限制地发生可能会破坏任何解释自其诞生以来就定义了预设现象的观察的主张，即预设倾向于投射的观察。

如果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或那个表达式会触发这样那样的预设，那么推论之一可能是所讨论的表达式是一个兼职触发器。要了解这样的论证如何大致进行，请考虑与“开始”或“停止”等体动词相关的预设：

(56a)

吉尔开始吸大麻了。

→ 吉尔不习惯抽大麻。

(56b)

吉尔已经戒掉了大麻。

→ 吉尔过去常常抽大麻。

体动词描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并且正如标准投影测试所证实的那样，它总是预设的第一个状态。可以从以下想法中寻求解释：对话者对故事的发展方向比故事的来源更感兴趣，因此倾向于将过去视为既定的。纯粹的实用分析可能涉及听者的推理，即由于说话者可能打算提供最感兴趣的信息，他们可能假设一个上下文，其中与目的句子相关的前状态已经存在于共同点中，即预设的。还可能有人认为，这种推理仅适用于听者有理由认为说话者对所描述的情况具有专业知识的情况。兼职触发分析可能基于这样的想法，即目的句子的前状态处于共同基础的规律性导致了这种实用推理的常规化。兼职触发分析可能涉及特殊的触发条件，例如涉及演讲者的专业知识。因此，兼职触发分析可能相当于这样的主张：当上下文确定说话者对某个事件具有专业知识时，前置状态是预设的，但是当上下文确定说话者缺乏专业知识时，就不存在这样的预设。

例（57）中状态前假设的消失可以这样解释。从更标准的角度来看，体动词触发了一个量化的预设，大致是 x 曾经抽烟。这必须在本地进行调整，也许是因为正如 van der Sandt (1992) 所建议的，绑定预设永远不能在绑定器的范围之外进行调整，他称之为“陷阱”。但也可以想象，没有预设被困的情况。这个想法是，说话者缺乏对由量词“任何人”量化的任意个人的习惯的专业知识，而这正是不触发预设的情况。例（55）中所有格的存在预设很容易消失，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解释。

(57)

如果任何人在 7 月 1 日之前停止吸烟，他们就有资格获得烟草赔偿基金的付款。 （示例改编自 Abusch 2002。）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某些触发因素似乎只在部分时间导致预设。一些语言学家并没有提出触发存在变化，而是将这种行为解释为触发器之间固有的可取消性变化的结果。 Abusch（2002，2010）区分了“软”触发和“硬”触发，“软”触发较弱且依赖于上下文，而“硬”触发则难以取消。例如，她将 (58a) 中的成就动词 win 归类为软触发，因为约翰参加比赛的预设在上下文中是可废止的，而 (58b) 中的裂开结构被认为是硬触发，因为说话者不能通过明确表达无知来取消它。

(58a)

我不知道约翰昨天是否参加了公路赛。但如果他赢了，那么他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取得了更多的胜利。

(58b)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读过那封信。但如果是约翰读的，我们请他谨慎对待内容。

阿布什的软/硬区分表明，可取消程度是触发器本身的内在属性，那些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必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对于 Abusch 来说，硬预设是严格语义的，而软预设则源自上下文中生成的替代集合。 Romoli（2011，2014）更进一步，认为软触发的预设根本不是预设，而是蕴含或标量含义。相比之下，Abrusán (2011a, 2011b, 2016) 认为软触发和硬触发之间的差异源于两种类型与环境的交互方式，例如它们的焦点灵敏度。

尽管有人提出了软触发和硬触发之间的区别，但实证研究对触发在其传统属性上不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Jayez 等人 (2014) 发现不同触发因素之间的预测差异更多地取决于上下文而不是触发因素本身的分类。 Schwarz (2014) 比较了硬触发器和软触发器之间的处理时间，发现两者之间没有差异。

随着关于预设之间更细粒度的可变性的争论的兴起，我们可能自信地称为“预设”的推论变得更难被认为是形成一个自然类别。对于一些人来说，触发行为的不一致已经引发了某种预设身份危机，这种危机至少可以追溯到 Böer 和 Lycan (1976) 将语义预设描述为“神话”。 Karttunen (2016) 带着遗憾的心情反思了这一领域的现状，他说，被集中在同一个预设笼子里的“名副其实的动物园”，一开始就不应该被认为是同一个物种。最终，为了挽救一个统一的预设概念，或者按照一个宏大的传统（例如Böer和Lycan 1976或Karttunen和Peters 1977）拒绝统一预设概念的可能性，语言学家迫切需要了解触发因素及其推论如何变化以及为什么变化，这推动了近年来系统性实证研究的趋势，寻找证据 跨语言变异，并开发通过实验测试不同理论预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