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言二拍
内容简介
“三言”、“二拍”是我国古代流传颇广的短篇小说集。“三言”是指明代冯梦龙所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也是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历程上由民间艺人的口头艺术转为文人作家的案头文学的第一座丰碑。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二拍”是指凌濛初所编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作者根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的社会传闻创作的，主体反映了市民生活中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社会风气，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三言二拍”总计四百多万字，收录故事近200篇。《三言二拍》从中选取71篇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可读性的故事，可以帮助读者去粗取精、一管窥豹。
三言
每集四十篇，共120篇。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都程度不同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如《施润泽滩阙遇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三言中每一章都讲了一个道理，但有的章节秽语甚多，而有的则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比如《醒世恒言》中有一章《卖油郎独占花魁》讲了油郎秦重寻父、花魁娘子寻夫从良过程中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的美好故事。“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二拍
每集40卷，共80卷。作者根据野史笔记、闻言小说和当时的社会传闻创作的，主题反映了市民生活中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社会风气，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写商人泛海经商事，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重视商业描写，在以往的短篇小说中非常罕见。有些作品提出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如《李将军错认舅》，描写了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的习俗陈规而和金定结合，后翠翠被李将军掳去作妾，金定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翠翠。但迫于将军权势，不得以夫妻相认，最后以双双殉情来表示他们之间的至死不渝的感情。值得一提的是，“奉劝世人行好事，到头原是自周全”的劝谕思想是贯穿“二拍”始终的精髓，如卷十五《韩侍郎婢作夫人》的开头中说的一妇人因受商人帮助救出了丈夫，在她去答谢商人的一刹那，商人卧室的房墙倒了，要不是因妇人来答谢的时间巧合，恐怕商人就一命呜呼了，这种行好就有好报的教谕“二拍”中描写的很到位。“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艺术性
将平凡的故事写得曲折多变
1.常常采用误会巧合的手法。
2.为了使故事情节巧妙多变，作者运用一些“小道具”贯穿始终，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波澜迭起。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珍珠衫。
3.悲剧性和喜剧性的情节相互穿插，创造出一种“奇趣”。
体式和语言的变化
冯梦龙在加工、编写“三言”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说话人的话本模式，而重塑了一种专供普通人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的文体。语言通俗贴切。
三言二拍的历史意义
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就是它们的杰出代表。从表面上看，“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但实际上，冯梦龙在对其进行编辑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修订。编辑与修订便是冯梦龙的文本重构。从“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思想极为复杂，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分辨出其思想的总体结构形式，这便是：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三言”即是冯梦龙那种思想形式下的独具特色的小说艺术形式，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儒雅与世俗互摄互涵的中和审美形式。这具体体现在"三言"的审美情感形式，叙事结构模式等诸方面。
作者简介
冯梦龙
(1574～1646年)，名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明末长洲人，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编辑，作品颇丰，其中以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最为著名。《苏州府志·人物志》中曾称冯梦龙先生为“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
凌濛初
(1580～1644)，明末小说家。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自幼聪明好学，12岁入学，18岁补廪膳生。55岁以优贡授上海县丞，63岁任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明末农民起义，他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对抗，最后忧愤吐血而死。他一生著述甚多，而以“二拍”最有名。
三言”、“二拍”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小说集的合称，2015年1月中国画报出版社再次出版了此集，包括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以一回一个世俗小故事成就了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
二、明代四大奇书
金瓶梅
简介
《金瓶梅》是四大奇书之首。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它的成书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的题材由《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故事演化而来。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中心情节线，多方面地描绘了上自封建最高统治机构，下至市井无赖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西门庆原有一妻二妾，又先后谋取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为妾，并和婢女春梅等发生淫乱关系。作者还描写了他与宰相蔡京、和太尉、巡抚等大臣串通一气，鱼肉人民的种种勾当。另外，在艺术上，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狠毒恶霸西门庆，淫荡泼辣的潘金莲，以及打诨趋时的帮闲应伯爵，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小说的结构颇为讲究，作者把复杂的故事情节，组织得严整有序。地方风土人情描写也很生动，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语言酣畅明快、活泼生动。这些都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金瓶梅词话》对后世人写小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例如《红楼梦》在题材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就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
文学成就
历史演义的杰作《三国演义》，以历史为结构的形式，陈寿的《三国志》已为它奠定了基本框架。作者叙说三国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国故事总与其它两国有内在的联系。诚如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说的：“《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自首至尾，无一处可断”。这种结构形式在西方的历史小说中是罕见的，研究者称之为绳辫式结构。
英雄传奇的典范《水浒传》，其结构形式，用金圣叹的术语，叫做“鸾胶续弦法”，即描写一个人物的经历时，与互不相识的另一个人物在特定的场合相遇，从而引出另一个人物的故事。例如，鲁智深倒拔杨柳树引出林冲，宋江于柴荣家中一绊引出武松。此种结构的关键，在于精心构思一个特定的场合，使一个人物故事过渡到另一个人物故事，必须自然而巧妙。用今人的概括，《水浒传》乃是扣环式结构：一个或二三个好汉的故事叙说完毕，自然地引出另一个或二三个好汉的故事，环环相扣，最后一百零八个好汉聚义梁山。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总结得好：“《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
神魔鬼怪小说的翘楚《西游记》，其故事情节由三个部分组成：孙悟空的出世、学艺和造反；取经缘由和唐僧来历；唐僧师徒四人的西天取经历程。由于受原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题材的限制，《西游记》采用了单线发展的纵式结构。但作者凭其高超的艺术手腕，把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内容有机地组织在一个统一、完整的巨大结构中，人们称之为珠链式结构。
人情世态小说的首创者《金瓶梅词话》，其结构特点是透过家庭看社会、人生和时代。诚如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所指出的：“《金瓶梅词话》因西门庆一份人家，写好几份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百回巨著的情节主线，则是西门庆家的兴衰史和罪恶史，以及一群女子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
简介
诞生于明初，由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和有关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全书始于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展现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风云画卷。《演义》的结构以蜀汉矛盾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来展开情节，既保证了前后发展的一贯性，又富于曲折和变化，于清晰明朗的脉络间，构成了一个古典小说中少见的，既宏伟又严密的结构。《演义》为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贡献了众多鲜明的形象，它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塑造的新发展。在描写人物时，《演义》所运用的夸张、烘托、对比等手法，显示出作者极高的艺术造诣。小说的语言通俗、简练、明快，很有特点。 现阶段所见的《三国演义》是由清代毛纶、毛宗纲父子仿效金圣叹删改《水浒传》的作法，假托得《三国演义》古本，对罗贯中原著进行删改，并在章回之间夹写批语，题为“圣叹外书”、“声山别集”，又伪作金圣叹序冠于卷首，名为第一才子书。此即120回本，它取代旧本广为流行。毛宗岗本《三国演义》在情节上变动很大，不仅有增删，还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与原著比较，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和天命思想明显加强，在表现技巧、文字修饰方面也有提高。
文学成就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还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 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1798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
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
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
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水浒传
简介
创作于明初，作者施耐庵。同《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是在民间故事和话本、戏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杆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对一、二十个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是这部小说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小说常常将人物置身于不同的环境中，通过他们不同的经历、身份来表现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反抗道路。语言具有口语化的突出特点：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富于表现力，并在个性化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文学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份、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这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份、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西游记
简介
经无数民间艺人和作者付出巨大劳动之后，于明朝中叶，由吴承恩最后完成。它是中国神话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浓郁的浪漫主义是《西游记》的基本艺术特征。书中作者幻想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神话人物、他们的神奇法宝和所处的环境又大都有现实的基础，同时在神奇的形态下体现了人们的某种意愿。在各色神魔形象的塑造上，既表现他们超自然的神性和动物属性，又能找出社会化个性的踪影。像孙悟空灵活多变、急躁、好动的个性，分明就是猴的特点，这一动物特性与他乐观反叛的人格化个性和谐地融为一体，使得作品既有色彩瑰丽的奇想，又有细节的真实性。
文学成就
神魔小说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 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玉皇大帝手下十万天兵天将，竟然抵不过孙猴子一条金箍棒，而让真正的贤才去当不入流的马夫，其统治之昏暗，虚弱，不言而喻。如来佛祖所创佛教，僧人自然不能以钱财所迷，可是佛祖竟然默许手下人收取贿赂，而《西游记》一路上妖魔鬼怪，多与神佛有瓜葛，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坐骑，金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童子，狮驼岭三魔王均与文殊，普贤菩萨甚至如来佛祖有关系，这反映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黑暗情景。
现实意义
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 《西游记》艺术宫殿。《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人性，神性和猴性三重特点。大英雄的不凡气度，对师父师弟有情有义，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是为人性，毛脸雷公嘴，山大王则是猴性，而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则是神性。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大闹天宫的桀骜不驯，与西天取经相比似乎改变许多，其实悟空的个性仍然没有变，比如在骗取妖怪的二件宝物，让玉帝派人装天，威胁道：“若不从，即上灵霄宝殿动起刀兵。”在得知妖怪是观世音菩萨所派，咒她“活该一世无夫”，对如来佛祖更是以“妖精的外甥称呼”，孙悟空，这么一个不“听话”，不为强势屈服的硬汉子，跃然纸上。
明代四大奇书是指《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此四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
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世情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 实际上，它们又是南宋时期说话艺术中主要四家的延续和发展：即《金瓶梅》是小说家小说的发展，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是讲史小说的发展，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是说铁骑儿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是说经小说的发展，是一部艺术上卓有成就、影响很大的浪漫主义杰作，我国第一部长篇神怪小说。
三、公安派
简介
公安派是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主将还有翰林院编修曾可前，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历史功绩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
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代表人物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袁宗道
（1560～1600）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他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
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
袁宏道
（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公元1588年（万历十六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
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进士。不仕，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遍游楚中。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公元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
公元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次年春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同年九月初六因病去世。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
袁中道
（1570～1626）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宏道胞弟。字小修。荆州公安人。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至34岁时才考中举人。考进士又多次名落孙山，从此更加纵情山水，学禅悟道，以诗酒自娱。宏道病逝，他悲恸过度而隐居玉泉山读书学佛、修身养性，但未移昔日处世之志。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次年朝廷授徽州府教授，后升国子监博士。此间他系统地整理、校对、出版了两胞兄及自己的著作，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风发扬光大。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公元1624年（天启四年）升南京吏部郎中。两年后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他的文学主张基本与两胞兄相同，反对模拟剽窃，崇尚个性。著作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等。
四、竟陵派
概念简介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政府驻地）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代表人物是钟惺（1574～1642）和谭元春（1586～1637）。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肤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公安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值得指出的，由于竟陵派的出现是为矫正公安派的俚俗粗浅之弊，所以很容易让人造成竟陵与公安对立的误解。
其实，竟陵与公安的相同处还是占多数的。竟陵与公安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反对前后七子所采取的路径不同，出发点与目的还是一致的。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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