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梃击案
事件背景
在中国历代皇朝的礼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别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依袭这套礼制。
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皇长子就是朱常洛。朱常洛是万历帝长子，但不是皇后所生，是与一位王姓宫女有染，宫女怀上了孩子，可是万历皇帝并不喜欢她。万历帝真正宠幸的是郑贵妃。她在14岁的时候就成为19岁的万历皇帝的宠妃。她美貌而且聪明机警，敢于毫无顾忌地挑逗、嘲笑万历皇帝，同时又能倾听皇帝诉苦，她为皇帝生下了两个孩子，其中皇三子朱常洵最为万历皇帝所喜爱。万历帝希望福王为太子，但是依照祖训，应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郑贵妃亦不断向万历帝进言。但朝臣坚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太后李氏和王皇后也支持立朱常洛。
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早立太子，免生祸乱。[1]最初万历帝不断拖延，弄至皇长子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8]万历帝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二十岁，万历帝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士绅大臣的势力之争。结果，郑贵妃一班人并不死心，朱常洵同年10月被封为福王，按道理应该离开京城，到属地洛阳就任。但在郑贵妃的要求下，他却迟迟没有离京，总在伺机寻找机会。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并不稳固，双方明争暗斗，终于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过程
闯入皇宫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的黄昏，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欲刺杀太子，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该男子。
手持木棍闯皇宫击伤多人，马上有人把此事报告给万历帝，万历帝当即命令法司提审问罪，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按律当场审讯。男子名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没说上几句话，就开始颠三倒四，像一个疯子。
御史再三讯问，可张差总是胡言乱语，什么吃斋、讨封，问了数小时，也没将实情供出。审判官不耐烦把他交给了刑部定论。交到刑部后，由郎中胡士相等人重新提审。
供出实情
这时张差似乎清醒了些，回答：“我被邻居李自强、李万仓等人欺负了，他们烧掉我的柴草，我非常气愤，就打算到京城告状，击鼓伸冤。于是我就在4月中旬来到京城。我是从东门走进来的，但我不认得路，只好一直往西走，半路上遇到两个男子，给了我一根枣木棍，告诉我拿着这根枣木棍就可以伸冤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一下子犯迷糊了，就走到皇宫宫门了，还打伤了许多人，最后被捉住了。”胡士相仍然难下结论，他认为张差是疯癫之人，于是把情况上奏了万历帝。
刑部提牢主王之寀看出了蹊跷。有一天，王之寀为牢中犯人分发饭菜，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于是他决定再次审讯张差。为了让他说出实情，王之寀对张差说：“你说实话，就给你饭吃，要不然就饿你。”张差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说道：“不敢说。”王之寀当即命牢中其他狱吏回避，只留两名狱卒在旁，亲自对他进行审问。在威逼之下，张差说出了实情，牵出惊天阴谋。据张差讲，他本名叫张五儿，现年三十五岁，在蓟州井儿峪居住，父亲已经去世，比较近的亲戚有马三舅、李外父等人，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按他的要求去做，完事后就能给他30亩土地。于是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来到一个大宅子又来了一个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张差饮。带他经过厚载门，带到慈庆宫，并嘱咐他说：“你先冲进去，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杀人也无妨，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打死他，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我们自会救你。”后来他就被逮住了，再问那个太监是谁，张差就不说话了。
幕后真凶
万历帝一听，似乎还有隐情，命令员外郎陆梦龙再次提审张差，并引诱他：如画出入宫的路径，说出所遇到人的名字，不仅可以免除他的罪过，而且可以偿还他被烧掉的柴草。张差信以为真，于是说：“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叫守才，都住蓟州井儿峪。前面不知道姓名的老公公，实际上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三舅和外父常到庞保住的地方送灰，庞保、刘成两个人在玉皇殿前商量，还有我三舅、外父，他们逼我拿着棍子打进宫中。如果能打到太子，吃也有了，穿也有了，一同密谋的还有姐夫孔道。”随后又画出入宫路径。
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
陆梦龙马上派人调查取证，逮捕了马三道等人，经核实，张差说的基本无误。但是庞保、刘成二人，仅是两名太监，地位低下，单凭他们不可能有如此胆量。可他们均是郑贵妃的内侍，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背后指使，想要谋杀太子，以便扶立福王。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一时间朝野哗然，纷纷猜测，消息传开后，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赶来见万历帝，向皇上哭诉。
结果
万历帝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对郑贵妃说：“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脱，你自去求太子吧!”
朱常洛看到父亲生气，又听出话中有音，只得将态度缓和说：“这件事只要张差一人承担便可结案。请速令刑部办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万历帝听后，顿时眉开眼笑，频频点头：“还是太子说得对。”万历帝见牵扯到郑贵妃，不想再追查下去。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死。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马三道等人被发配边疆；庞保、刘成两人暂时没有追究，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万历帝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一场梃击案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
争议
梃击案到底是不是郑贵妃指示，还是太子自演自导的一出苦肉计，借此陷害郑贵恐怕无人知晓了。而此案成为晚明三大疑案之一。
评价
万历怠荒，制度废弛，是梃击案出现的历史背景；言官扰乱，遇事众议，是梃击案争而不决的根本原因；郑贵妃与皇太子的和解，则使梃击案迅速划上句号。梃击案是明朝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说到底都是国本之争的继续。
主要影响
当时的礼部右侍郎何宗彦疏说：“张差一事，真亘古奇变”。
郑贵妃策动梃击事件，因东窗事发使郑贵妃势力大衰，万历帝不得不放弃立福王朱常洵为皇太子的想法。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二、红丸案
事件背景
朱常洛生母王氏出身低微，且一直不为明神宗朱翊钧所喜。神宗并无嫡子，朱常洛虽为庶长子，却不受神宗待见。万历十四年（1586年），神宗宠妃郑贵妃生子，取名朱常洵，神宗与郑贵妃密誓，欲“废长立幼”，立朱常洵为太子。但神宗的想法遭到了李太后和绝大多数的朝臣的反对。朝臣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与神宗爆发“国本之争”达15年之久，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神宗最终让步，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虽然此事最后以神宗让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而告终，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坐得并不安稳，看似平静的政局背后实则一直有着暗流涌动。果不其然，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矛头直指朱常洛的明末三案第一案—梃击案发生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宫外男子张差梃击太子宫。张差被审时，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内侍引进宫内。此论一出，舆论哗然，郑贵妃谋刺太子的嫌疑令其百口莫辩，包括神宗在内，朝野上下均怀疑其兄郑国泰欲谋弑皇子。郑贵妃大为惶惧，急忙求救于神宗。神宗认为，舆情汹汹不能强压，只能由太子出面以解此厄。郑贵妃别无他法，只得向太子求情。朱常洛说只追究张差一人之责即可，不要株连他人。此案遂以张差伏法、其余张差所供出者或发配边疆或秘密处死而告终。震动晚明政坛的“梃击案”就此不了了之。此案暴露出皇太子与郑贵妃之间激烈的矛盾，而神宗草草结案并没有真正结束宫闱争斗，宫内权力之争在此后的泰昌、天启年间愈演愈烈。
争国本和梃击案后，虽然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最终得以坐稳，郑贵妃一干人等再也无力与太子争竞，但双方之间的关系恐怕远非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和谐。万历年间的围绕这两件事的宫廷争斗早已给朱常洛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之后红丸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就缺一个引发的机会了。
事件过程
初登大位
皇长子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十三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而继位之后，政务繁重，又加重了他身体的负担。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后，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明光宗，并于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一百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八月初一日，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
骤然获病
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因之前的国本之争而心有不安，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她从侍女中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光宗。郑贵妃又竭力笼络光宗的宠妃李选侍（西李），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婪酒色的光宗纳八姬后，遂纵情声色、耽于逸乐。光宗身体本就虚弱的，这么一通折腾下来，健康状况更是急转直下。不到十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宫内先由御医陈玺把脉治病，但御医治病讲究循序渐进，光宗急切不耐，于是转令掌管医药的宦官崔文升诊治。
延医问药
八月十五日，崔文升并没有给光宗服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的泻药大黄。朱常洛服药后，一晚上就腹泻三四十次，委顿不堪，连走路都极为困难。皇帝病情危急使得群臣惊慌。
崔文升原为明朝万历皇帝郑贵妃的内侍，朱常洛即位后，升司礼监秉笔，掌御药房。崔文升的进药引起朝臣的惊诧。舆论认为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而此时国子监李胜芳告诉兵科给事中杨涟说，郑贵妃和李选侍二人相互勾连，刺探宫中内事。杨涟斥责崔文升不知悉用药知识，认为崔文升向身体虚弱的皇帝下泻药大黄，导致其病情恶化；朱常洛生母王氏和原皇太妃子郭氏等外戚则认为崔文升受郑氏指使，此事是郑氏的阴谋。一时间朝野流言四起。
十六日，周嘉谟在杨涟、左光斗的倡言下，大会群臣，当众叱责郑贵妃之侄郑养性，言说郑氏一族贪得无厌、包藏祸心，恐无噍类。众人并令贵妃移宫，郑贵妃迫于压力，只得移居到了慈宁宫。
十九日，光宗降旨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二十二日，光宗召见大臣，用意平息外廷流言。驱逐崔文升出宫，暂停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命令。
进献仙药
二十三日，阁臣刘一燝、韩爌值班时，光宗病情已危急。此时，鸿胪寺官员李可灼到阁部要求向皇帝进献仙丹。内阁首辅方从哲担心再现崔文升的用药事故，故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虽未能通过阁部上达，次日竟自行往大内思善门进药，内监不敢自作主张擅行引入。李可灼献药之举虽然再次被方从哲等人阻止，但进献仙药的消息可能由内监传递给光宗。
二十六日，光宗再次召方从哲、刘一燝等十三位大臣到乾清宫。皇帝当时在冬暖阁靠着案几勉强坐起，皇长子、皇五子等人近身伺候，众臣请求皇帝谨慎用药，光宗回复说，已有十多日不进汤药了。随后光宗下谕旨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
回光返照
二十九日，光宗再召诸臣讨论册封之事。方从哲等人促请光宗早立皇储，光宗遂指定皇长子为继承人。光宗又问起自己的陵寝如何，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光宗忽然又问起进药的鸿胪寺丞，并传见李可灼。
李可灼到后为光宗诊脉，所言病源、治法均颇令光宗满意，于是光宗遂令李可灼进药。众人退出来后，群臣让李可灼与御医商量，但是否进药谁都拿不定主意。当时李可灼将红丸分别给自己两位乡人服用，一人严重，一人好转。辅臣刘一燝认为，李可灼所进之物并非万全之药。礼部大臣孙如游亦认为，此中关系重大，所谓的仙药不可轻易使用。
然而不久内中有乳妪出来，催促制药进奉，万般无奈，群臣只得再次与李可灼共进，令其现场调配。不一时丹药制毕，光宗用之。当时光宗喝水就喘息不顺，但进药后竟觉得颇为受用，连称李可灼“忠臣”。群臣遂再次退出宫外等候，少时内中传曰：“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臣为之欢欣。李可灼及御医留侍，时当巳午（即九点到十三点）
一命归天
傍晚，李可灼出宫前往内阁，向方从哲报告了皇上恐怕药力衰竭，需再服用一丸的情况，御医纷纷认为不应再服，但由于光宗催促甚急，便再服用一丸。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月初一五更，光宗身体情况急转直下，众大臣听到内监的紧急宣召匆忙入宫后，光宗已经去世了。[12]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光宗的猝逝，使得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事件后续
朝臣之争
光宗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光宗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20]
由于光宗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光宗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俸禄。
十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阴谋加害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最终判罚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结，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光宗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案件余波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崇祯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历史争议
关于光宗的死因，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三百余年来，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史书记载
《明季北略·卷1》
三、移宫案
历史背景
泰昌帝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后宫里头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等等，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天启帝朱由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控制朱由校，便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一宫。后来天启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由选侍封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当时朝野关注的焦点。
天启帝由于其父泰昌帝不得万历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西李（即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主要经过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即明光宗泰昌帝。
泰昌帝即位后，其子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一月后，泰昌帝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李进忠（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欲争当皇太后以把持朝政，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
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选侍的阻拦。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1620年九月初六）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朝臣们强烈反对。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居哕鸾宫，遭李选侍拒绝。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然后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
朱由校御乾清宫登基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宫内的哕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天启(1621年为天启元年)，史称天启帝。至此，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成画饼。
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朱由校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史书记载
《明史·卷244》
《明史·卷114》
《明季北略·卷2》
《熹宗实录·卷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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