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情起复 东林党争 国本之争

一、夺情起复

明朝时期

明朝时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英宗正统七年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十二年又下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明朝中季张居正因为夺情的问题，曾经引起一连串的事件，《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己卯，张居正父丧讣至，上以手谕宣慰......然亦无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于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冯保，使勉留焉。”据史书记载张江陵丁忧是与冯保串通好：“大珰（大宦官）冯保，挟冲（幼）主，操重柄，江陵（张居正）素卑事之。新郑（高拱）既逐，（冯）保德（感激）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当时有许多政治人物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抗议“夺情”，都被皇帝一一批驳，反对派遭到严惩，甚至动用了“廷杖”的刑法，许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终身残疾。张居正自此事件后，更加偏恣，《明史》载“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明朝晚期兵部尚书杨嗣昌亦曾接受夺情起复。

清朝时期

咸丰七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父曾麟书卒。当时兵部右侍郎衔曾国藩正在襄办湘军，原本应该夺情，但是他竟于二十一日离营回湘。当时左宗棠写信骂他“《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则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又何拟议之有？” ^ 此语典故自《礼记》。孔颖达《礼记正义》：“此一经，是权礼也。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故从权事” ^ 《明史》卷二百一十三

二、东林党争

历史起源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事件经过

党争肇始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御史袁可立因申救同僚直接触怒辅臣沈一贯，沈一贯怂恿万历帝直接将袁可立罢官，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袁可立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东林党狱

东林诸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神宗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但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服气魏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

历史遗留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哪有一个好人!”

历史评价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写道：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

三、国本之争

事件背景

偶得长子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按规矩，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一日，明神宗陪李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明神宗问及此事，他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对明神宗一向管束严厉的李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明神宗自己看。事实面前，明神宗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李太后望着明神宗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至此明神宗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明神宗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朱常洛。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

皇帝首次得子，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明神宗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

宠爱郑氏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历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明神宗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事件过程

朝臣拥护太子

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明神宗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朝中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6]还在朱常洵出生以前，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等两三年后再举行。朱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对此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明神宗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

神宗怠政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明神宗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明神宗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明神宗逐步沉迷在六宫佳丽之间。

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万历十九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明神宗隐私，那么明神宗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明神宗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明神宗被激怒了，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三王并封之礼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二十二日，大学士王锡爵密奏明神宗，对此明神宗下发手札曰：“”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明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明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事件结果

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就藩洛阳。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梃击案发生，郑贵妃、福王势力无法再对太子构成威胁。

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皇储争议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东林党”。

事件后续

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士绅大臣的势力之争。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就因为有谣言说明神宗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

恭妃王氏仍旧寂居幽宫，见不到明神宗，整日以泪洗面，流泪度日，渐渐的双目失明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

历史评价

清初学者谷应泰在他的《明史纪事本末》里曾评价国本之争这件事：光宗本恭妃所产，神皇之元子也。恭妃无宠，擅宠者郑贵妃耳。乃自万历十四年辅臣申时行以建储为请，至二十九年而储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语云：「贵夫人爱孺子。」又云：「母爱者子抱。」其时枯菀之势既形，金玦之寒斯剧，羽翼孝惠者少，树功舒王者多，而青宫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争国本获谴者，礼垣罗大纮、中书黄正宾也。又给事李献可、尚书李春长辈，或杖或戍，一鸣辄斥，甚至九臣面诘政府，十四官同时降削。而神宗动加激扰之名，冀箝天下之口，不特不欲建储也。因储礼之不举，而冠婚愆期，旷不豫教。其后乃令三王并封，又欲二王并讲。女戎伏妖，盖若是其忍乎!夫《易》称长子主器，《记》美一人元良，重光重润，自古荣之。而神宗乃以正天伦之语，为不入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罚示威，则有物以蔽之也。究之前星之辉渐朗，摘瓜之谋不行。论者以诸臣静听，则蚤且观成。予则以诸臣力争，故久而克定也。方郑妃盛年，神宗固尝许以立爱矣。而言者纷纭，格不得发。始则谴诤臣以快宫闱，终亦未必不援朝论以谢嬖幸。始则欲以神器之重酬晏私之爱，究亦不能以房闼之昵废天下之公。如是则王家屏之封还御批，李腾芳之上书执政，断当以口舌争之者也。已而妖书反间，诅咒横行，缇校勾摄，纷然四出，与汉治巫蛊何异?呜呼!王之祯犹江充也，四明犹公孙贺也。即不株累东宫，而含沙射人，宁有幸乎?幸生光诬服，得弛罗织，设事更蔓延，鱼网之设，鸿则离之，都人士宁得安枕卧邪!比太子既建，而禁不出阁者又十二年。至史梦麟请册皇太孙，犹加降谪焉。盖神宗怒未怠已!

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他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越来越“出格”的作为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误国误民。

历史影响

国本之争对万历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造成皇权事实上的下降。明神宗不理朝政，以至于最后对内阁、地方官员的缺官现象视而不见，给晚明政治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他又大兴敛财之道，派用的矿监、税监为害百姓，以致激起民变。

其次，国本之争是使得明末形成了党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明神宗对于储位的模糊态度，使得官场乃至地方的人，妄加揣测，政局混乱，出现宣、昆、齐、楚、浙五党和东林党两大派明争暗斗，之后东林党又与阉党斗争的局面，为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国家大义，使得晚明的政局混乱不堪，更是成为明末三大案的诱因，这种局面自然使得政府的行政效率下降。

再次，明神宗希望大权独揽，而又放任缺官不补，使得内阁势力被削弱；明神宗近三十年长居深宫不理朝政，司礼监因拥有“批红”的权利，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地位自然会有所上升；因明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此时外戚的实力也得到了发展，而且出现内监以郑贵妃为内主的现象；皇帝怠政昏晕，廷臣党争攻讦，政府机构涣散，此时言官因对朝政的不满争相上疏，抨击时政，实力也得到提高；而地方上仕途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 一标准，出现了“山人”群体，之后又有了东林书院，文人关注时政，最后有东林党之称，万历末年的民变，乃至最后后金的兴起，又代表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在朝臣和明神宗长达数十年的斗争过程中，言官这一重要的政治力量以群体性的行动在维护正统的皇位继承原则，稳定统治秩序，制衡皇权以及弘扬官僚正气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本之争”，决定了万历以后明朝政治的走向，成为晚明三大案的诱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争的形成，甚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是晚明最具影响的政治事件之一。

历史争议

曾经为明神宗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皇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对郑皇贵妃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皇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无疑有失公允，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轶事典故

郑皇贵妃听到明神宗要立朱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早在皇三子出生之初，郑皇贵妃身负盛宠，郑贵妃央求明神宗立常洵为储君。紫禁城西北门有一大高玄殿，供有真武香火，许愿颇为灵验。明神宗为讨郑皇贵妃的欢心，便特意偕其前来进香，二人秘密盟誓，将来要立常洵为太子。明神宗御笔写下手书一张，放于玉盒之中，由郑皇贵妃代为保管。

后来众大臣频频催促明神宗立储，慈圣李太后又坚持立皇长子为太子，明神宗最终还是忍痛割爱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国本。国本立定之后，又把当初的玉盒找了出来，玉盒上的封印宛如当年，开盒之后却发现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两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明神宗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明神宗因为觉得自己有违誓言，对不住心爱之人，此后二十年间再也没有来过大高玄殿。立太子是在万历二十九年，到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驾崩，恰好将近二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