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 下

文化

思想

元朝的思想上也是兼收并用的，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都加以承认与提倡，”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早在1234年赵复被俘到北方后，他就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培养出一批理学家，使得理学得以北传元朝时，元帝尊重儒学，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且推崇理学为官学。元仁宗初年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在《明经》、《经疑》和《经义》的考试都规定用南宋儒者朱熹等人的注释，影响后来明朝的科举考试皆采用朱熹注释。理学在元朝还有一些变化，南宋时期即有调和程朱理学的朱熹与心学的陆九龄等两家学派的思想。到了元代，理学家大多舍弃两派其短而综汇所长，最后“合会朱陆”成为元代理学的重要特点。当代有名的理学家有黄震、许衡与刘因与调和朱陆学的吴澄、郑玉与赵偕，其中许衡、刘因与吴澄被誉称为元代理学三大家。朱学的后继者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其道德蒙昧主义的特征日趋明显。从而把注意力由学问思变的道问学转向对道德实践的尊德性的重视，这也促成朱、陆思想的合流。元代理学的发展，也为明朝朱学与阳明心学的崛起提供某些思想的开端。由于元朝由蒙古人所统治，汉族士大夫基于异族统治的考量，在元朝初期大多分成合作派与抵抗派。合作一派是华北儒者如耶律楚材、杨奂、郝经与许衡等人。他们主张与蒙古统治者和平共存，认为华、夷并非固定不变，如果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果蒙古统治者有德行，也可以完全入主中原。他们提倡安定社会，保护百姓，将中华的典章制度带进元朝，以教感化蒙古人。另一派是江南南宋遗民的儒者如谢访、郑思肖、王应麟、胡三省、邓牧、马端临等人。他们缅怀南宋故国，坚持民族气节。为了消极抵抗元廷，采取隐遁乡里，终生不愿意出仕的方式。并且以着述书籍为业，将思想化为书中主旨。到元朝后期，由于元仁宗实行延祐复科，恢复科举，及第者都感谢天子的恩宠，纷纷愿意为元廷解忧。元朝后期国势大墬，政治腐败、财政困难，使得当时士大夫如赵天麟、郑介夫、张养皓与刘基等人纷纷提出各种政治主张，或从弊端中总结经验教训。他们大多提倡勤政爱民、廉洁公正、任用贤才等措施。元末民变的爆发使得南方有不少士大夫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镇压农民起义。在明朝建立后，少数元朝遗老纷纷归隐不出。

文学

元朝文学以元曲与小说为主，对于史学研究也十分兴盛。相对唐宋而言，元朝的诗词成就不多，主要诗词人有：方回、戴表元、元好问、李俊民、耶律楚材、郝经、刘因、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黄溍、柳贯、欧阳玄、王冕、杨维桢和萨都剌等，方回，诗学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殿军，艺术上，他大力发挥江西诗派的创作特点，在诗眼、句法上深致工夫，其诗以意象生新、境界老成为主要特征。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被称为元诗四大家。文以虞集为长，诗以刘因为著。明朝王世贞说“元无文”，但是叙事性文学如戏曲、小说第一次成了主导地位。元朝使华北诞生元曲，江南则出现以浙江为中心的文人阶层，孕育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长篇小说，自由奔放的文人如杨维桢、倪瓒等人，在城市发放出市民文化的花朵。

宗教

元朝与各藩国：蒙古术赤汗国、蒙古察合台汗国、蒙古伊利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其疆土内的种族也十分繁多，这些都使得元朝的宗教呈现多元化，各类佛教（含汉传佛教与喇嘛教）、道教、白莲教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东西方的商旅、教士亦来往频繁，自西方传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含景教和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由于元朝对境内各种宗教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甚且优容礼遇之，这种环境比较有利于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元朝僧人有免税免役特权，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机为僧，甚至干预诉讼，横行乡里，成为元代的一个社会问题。不过，元世祖曾在礼节上歧视伊斯兰教，例如不尊重其宰羊方法，伊斯兰教徒被逼吃死肉，此法令亦适用于基督教徒。元朝对宗教管制较为宽松，使得民间如白莲教、明教等借此建立秘密组织，进行抗元起义。

史学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马端临、《文献通考》、《蒙古秘史》、《宋史》、《金史》、《辽史》

语言

中原音韵、蒙古语

戏曲

元朝的戏曲，即元曲，分成散曲与杂剧，散曲具有诗歌独立生命，杂剧则具有戏剧的独立生命。当时城市繁华，元廷不重视中国文学与科举，当时社会提倡歌舞戏曲作为大众的娱乐品，这些都使宋、金以来的戏曲升华为元曲。散曲是元代的新体诗，也是元代一种新的韵文形式，以抒情为主，主要给舞台上清唱的流行歌曲，可以单独唱也可以融入歌剧内，与唐宋诗词关系密切；杂剧是元代的歌剧，产生于金末元初，发展和兴盛于元代至元大德年间。根据《太和正音谱》中所记，大约有五百三十五本，创作十分巨大而辉煌。元朝后期，杂剧创作中心逐步南移，加强与温州发扬的南戏的交流，到元末成为传奇，明清时发展出昆剧和粤剧。当时散曲四大名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与乔吉，有名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反映作者乐观和顽强精神；《凭阑人·江夜》追求文字技巧，脱离散曲特有风格；描写景物的《水仙子·重观瀑布》雅俗兼备，以出奇制胜；其中描写自然景物的曲子《天净沙·秋思》刻画出一幅秋郊夕照图，情景交融，色彩鲜明，被称为“秋思之祖”。杂剧五大名家除了关汉卿与马致远之外，还有白朴、王实甫与郑光祖（其中关、白、马、郑被称为“元曲四大家”），有名的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汉宫秋》、《梧桐雨》、《西厢记》与《倩女离魂》，主要表现社会与生活情况、歌颂历史人物与事件，强调人物的情感。元曲的兴盛，最后成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

书画

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以赵孟頫成就最高。他对诗文音律无所不通，书画造诣极为精深，乃元代的画坛领袖。其绘画取材广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花鸟无不擅长。他倡导复古，强调“书画同源”，主张师法自然。书法钟繇、二王、李邕、宋高宗赵构以及历代诸家，篆、隶、真、草各臻神妙。其绘画、书风和书学主张对当代及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

科技

天文历法

元朝在天文历法方面比较发达，元世祖邀请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华，吸收了阿拉伯天文学的技术，并且先后在上都、大都、登封等处兴建天文台与回回司天台，设立了远达极北南海的27处天文观测站，在测定黄道和恒星观测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元朝有名的天文学家有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人。耶律楚材曾编订有《西征庚午元历》，1267年，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1276年，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修改历法，以近世截元法主持编订了《授时历》，《授时历》于1280年颁行，延用了400多年，是人类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扎马鲁丁与后来的郭守敬等人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窥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当时在天文台里工作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可马剌丁、苫思丁等人。回回司天台一直存在到元末明初，仍由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修定历数。

地理

地理学方面《元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及大批游记类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统志》由政府主持，扎马鲁丁、虞应龙具体负责。该书对中国各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城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均有详细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1280年，元世祖命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比较接近实际。潘昂霄还据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区地理形势，参阅《元一统志》等地理学著作，以“计里划方”法，绘制成《舆地图》，成为元朝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游记类地理学著作有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对元朝国内外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贸易来往等颇多描绘。

农学

元代的农业技术主要可见于《农桑辑要》、《王祯农书》与《农桑衣食撮要》等三部书。

数学

李冶、朱世杰

水利

元朝大运河、通惠河

建筑

元大都

机械

王祯、《农书》

医学

主词条：危亦林、《世医得效方》、齐德之、《外科精义》、朱震亨、《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忽思慧、滑寿

（“文化”、“科技”两目录“主词条”内容来源）

民族

汉族

元朝统治者为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蒙古贵族利益，竭力推行民族隔离和歧视政策，官员入仕坚持“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的原则、[69]限制民间保存弓矢。在部分蒙古人和西域人陆续汉化的同时，也有汉人不同程度地接受蒙古文化影响，主要表现于语言、名字、婚姻、服饰等方面。少数汉人蒙古化程度较深，部分汉人半蒙古化，大多数汉人所受影响较浅。北方汉人与蒙古人接触较多，所受蒙古文化影响颇深，“南人”所受影响则淡薄得多。[89]元世祖和英宗时期一度任用“汉儒”，后因时局变动几经反复。

色目人

随着蒙古西征，大批西域人东来入华。元朝把这些人称为色目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主要有：回回、唐兀、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蒙古贵族往往重用色目人负责经济和税收，终元一代，色目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科技文化领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西南诸族

在西南地区有大理国、吐蕃等政权和民族。1252年蒙哥汗命忽必烈与兀良合台自四川迂回南灭大理，原大理国王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任命大量酋长为宣慰司世袭长官，运用土司制度管理西南民族。

吐蕃

吐蕃自晚唐就走向衰退。1247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召请喇嘛班智达来凉州，史称凉州会盟，此后吐蕃喇嘛与蒙古大汗形成了布施关系。朝廷支持下萨迦派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制政权，首领出任元朝“帝师”。

外交

在元朝建立前后始终对周边国家和政权发动侵略战争，例如：元日战争、元越战争、元缅战争、元爪战争、高丽蒙古战争等。元廷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臣服，接受与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到拒绝，故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以元日战争最为著名，也最惨烈。元朝时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络绎不绝，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兄弟及其子马可波罗成为得到元朝皇帝宠信，在元朝担任外交专使的外国人。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他声称于1275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马可·波罗称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于他到达中国。他们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几年生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罗斯和中亚旅行。

社会

祭祀

元朝的祭礼对象包括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先圣、岳镇海渎以及风师、雨师、雷师等。元朝特别重视祭天，这是直接与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崇拜至高无上的“长生天”联系在一起的。元帝遣使致祭的是社稷、先农和先圣。元朝还有一些祓灾迎福的礼俗可以提一下。一是“游皇城”，另一种脱旧灾、迎新福。

婚姻

元朝的婚姻礼制是在1271年基本上确定下来的。元代婚礼中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礼俗。一直到蒙古汗国建立以后，蒙古人中间还流行“抢亲”的风俗。但同时，议婚的风俗也很普遍。元代蒙古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元代蒙古人还实行收继婚制，也就是“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至于在元代仍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婚姻礼俗，则基本上沿袭了原有的传统，但也有若干变化。元代各民族的婚姻礼制，虽然各从本俗，但彼此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汉族中有些人效法蒙古人多妻制，“有妻更娶妻”。蒙古的收继婚制对汉族也有影响。

丧葬

元朝在丧葬方面，包括葬式、丧服、丧事和服丧，也规定各从本俗。蒙古族实行土葬，但无冢，富贵的人有棺，但形制与汉族的棺不同，“中分为二，刳有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元代汉族的丧葬礼制沿袭了固有的传统，而且把它更加牢固地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大元通制》成书，“乃著五服于令”，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把五服在法典中列有专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