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 下

土地

西夏的土地占有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国有或皇室所有

皇帝代表国家除直接掌握规模庞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的闲田旷土，具有国有性质。河渠、水利也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贵族和官僚所有

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族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赐予。贵族官僚们也多乘势豪夺。一些汉人士子、吐蕃首领与回鹘上层人物被西夏授予官职，也因此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愈到后来，官僚占地的数量就愈大。

寺院所有

西夏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统治者有力的助手。寺庙从夏廷得到丰厚的布施，拥有大量土地，并开设质房，发放高利贷。

农牧民小土地所有

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及抵押的事实。西夏存在有个体小衣牧民以至中小的庶民地主或牧主。西夏仁宗时修订的《天盛年改定新律》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得到法律承认的。

赋税

西夏赋税可区分为田赋、牲畜税和工商税三种。西夏建国初期，由于对宋朝频繁发动战争，军需粮饷主要靠对宋夏沿边地区的掠夺。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也利用权势侵占田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土地，变为私田。夏毅宗时，其国相没藏讹庞霸占宋朝辖境麟州（今神木北）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护耕。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赋役制度的规定完备而详尽。在《律令》的第十五至第十七章中关于农业租税条，对西夏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纳租标准、数量、纳租时限、入库，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处罚等都规定至详。

人口

西夏人口史无记载，今人对西夏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据史书记载的有关西夏建国之初军队防务兵力配备数目中推定的。多数研究者则是从西夏诸路驻兵的总数五十余万上再加“另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总共六十九点五万，或共约七十万。这是以西夏常备军数来推断西夏人口数。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战时“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以行”。按“适令壮丁”即适合当兵的人一般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计，若兵员五十余万到七十余万，人口数当是二百万至三百万左右。

文化

文字

西夏立国前夕，夏景宗为了建议属于本国的语言，派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结构创建西夏文，于公元1036年颁行，又称“国书”或“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六书构造，但笔画比汉字繁多。西夏文学家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创制后，广泛运用在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镌刻碑文，铸造钱币、符牌等也都使用西夏文。夏廷又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翻译汉文典籍与佛教经典等。为了翻译汉夏文字，又有骨勒茂才于公元1190年所撰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内容相同。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表明本书目的在于便于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是现今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钥匙。

儒学

西夏儒学的发展是一种处在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李继迁伊始至西夏末年，历代帝王莫不学习与模仿汉制。例如李继迁时“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西夏党项世代皇亲宗室，崇拜孔子，钦慕汉族文化。除了崇儒尚文，还编写了一些融合和宣扬儒家学说的书籍，如《圣立义海》《三才杂字》《德行记》《新集慈孝传》《新集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其儒学经过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与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时出现盛况。

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史家戴锡章《西夏记》曾言：“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以博学多才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以重视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西夏大致设立了五种学校：蕃学、国学、小学、宫学、太学。西夏建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还发展科举制度，夏崇宗后期开始设童子科实行科举考试，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西夏后期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蕃汉及宗室贵族由科举而进入仕途成为必然的途径。

礼仪

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的需要。元昊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穿靴执笏，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制礼乐：元昊又参用宋制，改定朝仪。每六日，官员朝见皇帝，称“常参”。九日朝见，称“起居”（问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宾、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礼为三拜。德明时，礼乐都照宋制。元昊对野利仁荣说：“本族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事。唐宋的缛节繁音，我很不喜欢。”元昊下令废除宋朝的五音，改为一音。

建蕃学：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

文学

西夏崇尚汉文化，但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大多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比较有名的有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大颂诗》。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其中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被西夏学学者用来研究党项历史源起。另外还有赞美重建太学的《新修太学歌》，具有宫廷诗的风格。夏崇宗重视文学，本人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各种面向、并涉及百姓生产、风俗与宗教等内容。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由西夏人梁德养于1176年初边、1187年由王仁持补编，共有364条，[72]其内容有“谚语不熟不要说话”的记载，“千千诸人”、“万万民庶”都离不开谚语，凸显出谚语对西夏人民的重要性。

史学

西夏皇帝十分重视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斡道冲于李德明时期就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其后代亦同。夏仁宗时设置翰林学士院，命王佥、焦景颜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纂修国史，负责修《李氏实录》。1225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可惜已失。

宗教

西夏人大致上以佛教为主要信仰，在建国之前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党项族在唐朝四川松潘地区时，就以“天”为崇拜。当党项族迁移到陕北之后，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在建国之后，仍然崇尚多神信仰，有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自然神。例如夏景宗曾“自诣西凉府祠神”。夏仁宗曾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除了崇拜鬼神，党项族还崇尚巫术，并且备受重视。党项族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是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主要负责驱鬼与占卜。在战争前实行占卜以问吉凶，于战争中经常施行“杀鬼招魂”的巫术。

佛教在1世纪东传凉州刺史部以后，该区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在西夏建国后开始创造自己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西夏是时期兴建大量的佛塔与佛寺，以承天寺塔最有名。在额济纳旗黑水城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另外西夏也大力发展敦煌莫高窟。1036年西夏攻灭归义军后，占领瓜州、沙州，领有莫高窟。从夏景宗到夏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中原文化与畏兀儿、吐鲁番风格。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西夏设立蕃学和汉学，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除了佛教以外，西夏也包容其他宗教。西夏有流传道教，例如夏景宗之子宁明就是学习道家的辟谷术而死。《文海》解释“仙”字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在西夏晚期，在在沙州和甘州一带还有流传景教和伊斯兰教。例如《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敦煌（唐古忒省）与甘州有部分景教和伊斯兰教徒。

艺术

绘画

在艺术方面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有丰富的佛教壁画，具有“绿壁画”的特色。此外在雕塑、音乐与舞蹈方面都独特之处。[84]西夏的艺术文化十分多元且丰富，在绘画、书法、雕刻、舞蹈与音乐都有成就。绘画方面，以佛教绘画流传至今，主要呈现在石窟与寺庙壁画等，现今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最为丰富。早期学习北宋风格，后来受回鹘佛教与吐蕃藏传佛教的壁画艺术的影响，最后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线条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独具风格的冷色调的“绿壁画”。绘画内容分别有佛教故事与说法、供养菩萨与人像以及洞窟装饰图案等，以《文殊变图》、《普贤变图》、《水月观音图》与《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最为有名。此外，也可在《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内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与《锻铁图》中观察到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木刻版画方面，大多来自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在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画中，有《文殊图》、《普贤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等等。内容浓抹重彩，色调深沉。而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描绘生动，反映出西夏绘画的深度。

书法

书法在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夏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为时人所效法。

雕刻

雕塑方面十分发达，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与陶瓷等。其特点比例均衡，刀法细腻，十分写实。泥塑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例如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等等。其他陶瓷艺术品也是刻工精细而生动。

乐舞

西夏在党项时期的乐器以琵琶、横吹，击缶为主，其中横吹即竹笛。后来接受中原音乐的文化，李德明时采用宋制制乐而逐渐繁多。夏景宗建国后，革除唐宋缛节之音，“革乐之五音为一音”。1148年，夏仁宗令乐官李元儒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音乐十分丰富，且设有蕃汉乐人院，夏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加入乐院，戏曲如《刘知远诸宫调》等也已经传入西夏。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富含唐宋舞蹈与蒙古舞蹈的风格。如《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

科技

医学

医学方面，在党项时期，医学知识十分匮乏，百姓迷信鬼神，大多向神明求医。在西夏立国后，积极吸收宋朝的医学与药学，并且出版《治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千金方》《神农本草》等汉人医书传入西夏。西夏统治者还多次向金朝请求医药。并且设有“医人院”，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西夏人对病理的认知大多分成血脉不通、传染、“四大不和”（地、水、火、风）等观点，其中四大不和是缘自藏传佛教的说法。由于西夏本身医学不如中原的政权，所以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朝或金朝。例如夏仁宗时，权臣任得敬患病，久治不愈。所以夏仁宗派使者向金朝请求医疗支援。夏桓宗时，其母患病，也派使至金朝求医。这些都表示西夏医学不如中原的朝代。

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里，有治疗伤寒病的药方，药物有牛膝、椒等，明显地反映了汉族医药的影响。

历法

党项人中，沿袭古代北方民族的习惯，以十二生肖纪年；藏历对他们有着明显的影响。宋朝每年要向西夏颁发新历，在西夏行用。西夏建国前，党项人患病，便延请巫师驱鬼，或把患者迁避到另一间房内，以图躲避灾祸，叫作“闪病”。

天文

西夏在天文气象方面，主要是学习宋朝的天文与历法。西夏人设置司天监以观察天文，并列有分析、解释天文的“太史”“司天”和“占者”以分析天文。在骨勒茂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相中》有详细地记载对天文星象的记载。例如将天空分为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等方位，每个方位设有7个星宿。

气象

西夏在气象方面也有详细的分析，例如风有和风、清风、金风、朔风、黑风、旋风；雨有膏雨、谷雨、时雨、丝雨；云有烟云、鹤云、拳云、罗云、同云，等等。历法方面，西夏至1004年才自北宋获得《仪天历》，这是西夏第一本历书。立国后，设“大恒历院”的机构掌管历法的编制和颁行。西夏历书采用番汉合璧历书与宋朝颁赐历书两类，其详细情形仍需研究。

武器制作

西夏武器制作十分精实，其中以夏国剑最有名，在宋朝被誉为“天下第一”。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请晁补之为其作歌，内有“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而西夏铠甲被誉称为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专给铁鹞子使用。其他有名的攻城武器有名叫“对垒”的战车、可以越壕沟而进；装在骆驼鞍上的“旋风炮”，可以发射大石弹；以及最厉害的“神臂弓”，可以射240步至300步，“能洞重扎”

民族

西夏文化深受汉族河陇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汉族文化与典章制度。发展儒学，宏扬佛学，形成具儒家典章制度的佛教王国。然而也是崇尚儒学汉法的帝国，立国前积极汉化；虽然夏景宗为了维护本身文化而提倡党项、吐蕃与回鹘文化，并且创立西夏文、立番官、建番俗等措施；但自夏毅宗到夏仁宗后，西夏已经由番汉同行转为普遍汉化。西夏对于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采取怀柔与招抚的方式，似乎比宋朝还要好。例如西使城（今甘肃定西西南）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不愿降宋朝，又受到宋军王韶的攻掠。夏毅宗立即派兵支援，将宗女嫁给他。禹藏花麻遂把西使城及兰州献给西夏。

外交

外交政策

西夏地理处于四战之地，陆续要应付后唐、回鹘、吐蕃、宋朝、辽朝、金朝与大蒙古国的威胁，所以外交是夏廷十分重视的环节。外交策略主要是联合或依附强者，并且攻击弱者、以战求和。这些策略使自己得以不断延续、发展。然而依附国过于强大，最后难逃灭亡之命运。

与北宋

西夏早在夏州政权时期（定难军）就奉唐朝、五代诸国与北宋为宗主国，以维持自身势力。北宋并吞夏州政权，李继迁举兵再起。此时他采取事奉辽朝、连辽抗宋的策略，多次击退宋军，并且扩张势力。并且于990年被辽朝辽圣宗册封为夏国王。到李德明时，为了巩固新领地，对北宋和谈，于1006年签署景德和议。然而李德明依旧维持与辽朝的关系。除了应付辽、宋的战事外，为了称霸河西、先后攻灭甘州回鹘、沙洲归义军，对抗吐蕃六谷部、唃厮啰国等，与西州回鹘为邻。

夏景宗时正式称帝建国，自称邦泥定国，称男不称臣，并且多次入侵宋朝边疆。宋仁宗不满西夏独立，派兵攻打之，至此宋夏战争爆发。夏景宗在三大战役战胜宋朝后，双方于1044年签订庆历和约。宋朝给予“夏国主”名号，西夏皇帝对宋朝称臣，但实际上西夏皇帝在国内仍以君王自称。宋朝给与金钱、茶叶等大量物资。西夏虽然击败北宋，但惹来辽朝不满，双方发生三次战争（贺兰山之战），最后以西夏称臣作收。而后北宋的宋神宗为了击败西夏，趁西夏内乱之际发动五路伐夏与永乐城之战，最后都以西夏战胜作收。然而西夏国力渐衰，横山地区又被北宋占领，此后有赖辽朝周旋方能稳定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关系。

与金朝

金朝崛起后灭辽朝与北宋，西夏为了自保，放弃辽夏同盟，臣服于金朝。金朝包围西夏的东方与南方，掌握西夏的经济力，所以夏廷对金朝不敢轻举妄动，最多只有小规模的战事。蒙古崛起后，多次入侵西夏，破坏金夏同盟。夏襄宗与夏神宗改采取联蒙攻金的策略，多次与金朝发生战争，然而此为错误的方针。到夏献宗时才改连金抗蒙，但不久就在蒙夏战争中于1227年亡国。金史称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

社会

婚葬

党项人从隋唐以来，盛行收继婚制，允许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姓家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实行多妻制。党项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建国以后，皇室、贵族多改行土葬，并仿汉人制度修建豪侈的陵墓。

住房

党项族住房有独特的习惯，一般平民百姓建造的房屋以石头砌房基，以黄土夯为墙，又以土盖其顶，或者用牛尾及羊毛编织覆盖房顶，一年换一次，不用砖和瓦建造房屋。只有有官爵的人，可以用瓦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隆平集》中说，党项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明《嘉靖宁夏新志》中也说：党项族“俗皆土屋，惟有命得以瓦覆之”另外，党项族住房正中一间专门供奉神，设置香案，人不能居住，人住在两侧的房间。住房习俗不仅书上有记载，在西夏王陵中也有所反映。

党项人多住毡帐。定居的屋室，只有有官爵者才得覆瓦。建国前后，大批汉人工匠来到西夏与党项工匠一起，修建了宫殿寺庙。皇帝陵墓也具有很大的规模。1972年清理的夏王陵八号陵（它被推断是夏神宗遵顼的陵墓）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外神墙、角台等建筑组成。它们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展开，严格地遵从了唐、宋建筑的格式，但也显示了党项的某些民族特点及其他民族葬俗的影响。现存天祐垂圣元年（1050）建造的承天寺塔（在宁夏银川）和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在甘肃武威），虽经后世重修，仍现当时建筑的宏伟。

甘州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是雕塑像中的杰作。夏王陵区出土的石马，通体圆雕，神态生动。王陵碑亭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的造形奇特，线条粗壮，面部和肢体都突出地表现出强力感。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已残损的竹雕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布置适宜，形态优美。

等级

西夏是一个封建王朝，官民等级甚严，故而党项族的服饰主要以颜色来标志着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项后垂红结缓”。文官戴头巾，穿紫衣、绊衣；武官戴金帖云镂帽、银帖间金搂冠、黑漆冠。官员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绣盘球紫花旋襴，束带。[98]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绿色服装。男士在帽上挂红色，而女人梳高发髻。元朝诗人马祖常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

发型

党项族有秃发习俗，党项族东进以后，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学习汉人结发。李元昊曾经颁布秃发令，命令全国男人三天内必须秃发，违者格杀勿论。出土的西夏瓷人头像反映党项秃发的社会习俗。《辽史》也记载了西夏人秃发的习俗。

尚武

党项自其崛起直至立国，一直处于中国北方民族势力纷争时期，其他民族如汉、契丹、女真、回鹘、吐蕃及蒙古等等，势力都比较强盛，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他们同仇敌忾，形成了一种铁骨铮铮，尚武好斗的民族精神，这种尚武精神也正是党项立国之本，“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所谓的旧俗即指党项族的尚武之风习。据史书记载，党项族“民俗勇悍”。党项人的尚武精神在立国过程中及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到后期已严重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