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的空调发出轻微的嗡鸣。我站在梯子上整理卷宗时，忽然在架子的夹缝里摸到一块硬物——半块被压扁的薄荷糖，包装纸上的生产日期是去年禁毒宣传周那天。

指尖突然传来刺痛。糖纸内侧用透明胶粘着枚微型刀片，底下压着张邮票大小的照片：市局后巷的流浪猫正蜷在纸箱里，身上盖着件被雨水洇湿的黑色夹克。

暴雨敲打着消防楼梯的铁栅栏。我摸到防火门把手上系着的红绳结——七年前跨年夜行动前，我在每个人战术背心上都绑过同样的结。绳结里缠着粒褪色的塑料星星，正是当年警民联欢会挂在圣诞树顶的那款。

我摇摇头，把一切归隐尘埃。

清晨七点半，我推开档案室厚重的铁门，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光痕。空气中漂浮着细微的尘埃，混合着纸张、墨水与木质柜架的陈旧气息。

我的工作很规律——整理卷宗、录入系统、核对编号。没有突发的案件，没有紧急的会议，没有深夜的追捕。只有一摞摞泛黄的档案，安静地躺在铁皮柜里，等待被翻阅、归档，再放回原位。

以前科里老同事轻偶尔派新来的实习生来阅旧案资料，他们总是匆匆忙忙，抱着文件来去如风，连寒暄都显得奢侈。我习惯了这样的节奏，泡一杯茶，坐在电脑前慢慢录入数据，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省厅的院子比市局宽敞得多，树影婆娑，偶尔有鸟雀停在窗台上，歪着头打量我，又扑棱着翅膀飞走。

午休时，我喜欢去食堂二楼靠窗的位置。那里的阳光最好，饭菜也比市局丰盛。有时候会遇到以前的同事，他们笑着问我：“档案室清闲吧？”我点头，说挺好的。没人再提起那些刀光剑影的日子，仿佛那段记忆已经被妥善封存，和那些尘封的卷宗一样，不再需要被翻开。

下午的工作通常是整理新移交的案件资料。我戴上白手套，一页页核对，确保每一份文件都按年份、类别归入正确的柜格。

偶尔会翻到一些熟悉的案件，卷宗上会出现熟悉都名字。许多事情，我知道的太晚太晚。每每这时我的指尖在纸页上停顿片刻，然后平静地合上，放回它该在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东西我已经无法再追究一个真相。

下班前，我会检查一遍空调和门窗，确保一切妥当。走廊里渐渐安静，只剩下值班室的灯光还亮着。我锁好门，沿着楼梯慢慢走下去，夕阳的余晖洒在台阶上，影子被拉得很长。

这样的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深水，没有波澜，也没有暗涌。

暴雨突至时，整栋楼都在雨声中变得模糊。我望着窗外水雾弥漫的停车场，恍惚看见几个湿透的身影跑向警车——就像很多年前，我们也是这样冲进雨里，肩并肩，义无反顾。

现在我的制服永远干净挺括，配枪锁在保管柜里，连咖啡杯都不会在桌面上留下痕迹。那些生死一线的夜晚、带着硝烟味的拥抱、在审讯室通宵后的晨光，都变成了档案编号后的一串数字。

合上卷宗时，一粒陈年的火药渣从装订线里落出来，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我轻轻吹了口气，看它消散在空调的风里。

原来最锋利的不是子弹，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