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秦末十八路诸侯（十二）

相关考证

1.王号读音

董翳的王号为“翟王”，“翟”为多音字，用在此处应读作“dí”音，通“狄”字。上郡是董翳所受封称王的区域，而其地域在春秋时期为白狄所居，故以此为名。董翳在部分典籍中有时也写作“狄王”。《永乐大典》中亦将董翳记载为“白翟王”（“白翟”通“白狄”）。

2.记载争议

董翳（yì）曾为都尉、翟王，而司马欣曾为长史、塞王。在汉四年（前203年）的成皋之战中，史书出现了两种记载版本：

①《史记‧项羽本纪》：“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

②《史记‧高祖本纪》：“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

清朝梁玉绳注解称：《史记·高祖本纪》以及《汉书》的纪、传都没有记载“翳塞王”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后世人擅自加上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董翳降汉之后，虽然与司马欣一同叛汉归楚，但后文就不再出现了。由于司马欣与项羽有旧恩，所以得以不受追究而继续被任用，不是董翳可以相比的。只因司马欣曾受封塞王，后文称“故塞王”是非常合适的，就这里还有《高祖本纪》都以“长史”来称呼他，《汉书》也是如此记载。有人怀疑此段记载应该消去“长史翳”这三个字。我说：“不对”。因为后文还有“长史欣”啊。卢学士认为：“翳塞王”三个字一定不是《史记》原文，翻阅下文只列举了曹咎、司马欣两个人就知道。董翳以前是都尉，不是长史。又司马欣既然称塞王，那么董翳也应该称翟王，这几处都不太合理，由此可知是错误的。

因此，当以《高祖本纪》的记载为准，仅明确大司马曹咎与长史司马欣在汜水自尽，董翳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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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1.筑城备战

清朝《关中胜迹图志》在记述汉朝“牛武镇”时，引用《延安府志》记载，称这是董翳派遣步将修筑的城邑，既训练士兵又养殖牛，数以千计，用来备战，因而此城得名“牛武”。

2.翟王泉

《关中胜迹图志》在记录“延安府”地理时，记载了安塞县（今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东五十步有座天泽山，山上有一处“翟王泉”，开凿此泉者就是翟王董翳。

明朝《陕西通志》、清朝顺治《安塞县志》等地方志也有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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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墓葬

董翳墓，位于韩城市金城北20公里的盘龙乡上庄村东约1公里处。土壕圆形，封土高5.5米，墓顶有柏树一棵，树龄约千年以上。墓冢西坳有石碑一通，红沙石质，无立碑年代，风化严重，字迹不清。另有中华民国24年（1935年）石碑一通。

董翳，原为秦都尉，后受楚封为翟王，再后归于汉。墓碑载：董翳降楚封吴王，后又归汉，佐高祖定天下。晚年，迁今韩城建吴王寨，死后葬伏蓬川（即今之龙湾川）。其地有吴王墓，惟碑文与史书有出入，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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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翳背叛秦朝，主要源于秦朝末年政治腐败、军事失利以及个人生存的现实考量。具体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秦廷内部腐败，忠良被诛，军心涣散‌

秦二世胡亥宠信赵高，朝政黑暗，忠臣如李斯、冯去疾等被相继杀害。当章邯率军在巨鹿与项羽决战时，派司马欣回咸阳求援，赵高不仅拒不见面，还派人追杀司马欣。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秦廷对前线将领的不信任与无情抛弃，使董翳等将领深感“胜则被忌，败则必死”，对秦朝的忠诚基础已然崩塌。‌‌

2. ‌巨鹿之战惨败，秦军主力覆灭‌

在巨鹿之战中，项羽以“破釜沉舟”之志大破秦军，俘虏王离，歼灭秦军主力。此战不仅使秦军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更让董翳等将领意识到，单凭残存兵力已无法扭转战局。继续为秦朝作战，无异于送死。‌‌

3. ‌为求自保，主动劝降，换取生路‌

在章邯犹豫不决时，董翳与司马欣共同劝说章邯投降项羽。他们向章邯分析：与其被赵高害死，或战死沙场，不如投降项羽，尚有一线生机。董翳作为劝降的主要推动者，其动机是现实的生存策略——在大势已去之际，保全性命与地位，而非盲目效忠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

4. ‌投降后获封，利益驱动‌

项羽接纳投降后，为安抚关中秦地、牵制刘邦，分封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统治上郡（今陕北一带）。这一封赏使董翳从秦朝都尉一跃成为诸侯王，获得了实际的权力与地盘，进一步巩固了其背叛秦朝的选择。‌‌百科‌

综上，董翳的“背叛”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秦朝统治体系崩溃、个人前途渺茫的背景下，为求生存与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他并非孤例，而是秦末乱世中众多将领“择木而栖”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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