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悼公图霸

周简王十二年(前574)，晋国发生变乱，晋厉公杀掉执政大夫三郤(郤锜、郤至、郤)，大夫栾书和荀偃又杀掉了晋厉公。第二年，荀偃和栾书派十鲂至京师(东周京师，指洛阳)迎晋襄公少子桓叔之孙周回晋国，立为晋君。当时周年仅十四岁，但十分精明。

当晋国大夫们表达了立他为君的心愿时，周说:“我之始愿并未及此。可事情至此，岂非天意吗?人之求君上，是为使君上发号施令。若立其为君却又不听从其号令，那还立君干什么?你们今天立我也罢，不立我也罢，共同遵从君上，是神之所福。”

大夫们回答说:“是群臣之愿也，我们敢不唯君之命是听!”正月十五日，周与晋之大夫杀鸡盟誓，然后才回到晋国即位，是为晋悼公。长期以来，晋国执政大夫势大，政出多门。悼公未即位，便想到这一威胁，并收回权力，实在是十分高明的一招。

悼公少而有才，于此可见一斑。

晋悼公一人晋国，便下令驱逐了七个不臣之人(“不臣”有二解:一是引导晋厉公为恶，而不依当时道德尽臣责者;二是厉公之死党，不臣属新君者)。

即位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政治、强国富民的措施:“始命百官，施舍、已责(国债)、逮鳏寡(施惠及于鳏夫寡妇)、振废滞(起用被废黜或淹滞之旧日贵族)、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

任魏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人为卿，荀家、荀会、栾嫠、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他们训导卿之子弟共(同恭)俭孝弟(同悌)。任士渥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任右行宰为司空，使修士茹之法。

任弁纠御戎，掌管校正之官(为掌马之官)，负责训导驾驭兵车的驭手。使荀宾为戎右，负责司士，使他训导勇力之士。取消各军将佐之定员定人，而立军以统摄之。

命祈奚为中军尉，因为祈奚果决而不过分;羊舌职为中军佐，因为羊舌职聪敏肃给;知魏绛之勇而不乱，任魏绛为中军司马。知张老之智而不诈，任张老为元侯。

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任铎遏寇为上军尉。知籍偃之悖帅旧职而恭给，任籍偃为上军司马，使他训练步兵和车兵步调一致。任程郑为乘马御，负责六驺之官(主管驾车和御车)。

凡晋悼公所任用的六官之长，都是民之所誉，有极高威望者;晋悼公所提拔之人，都各称其职。官吏按常规旧典办事，爵位则量其德行而授。一般官吏各守其职，互不相凌。这些都是晋悼公复兴霸业的开端。

晋悼公之知人善任，可从祁奚身上反映出来。

晋悼公四年(前570)，祁奚请求告老还官。晋悼公问谁能接替祁奚的职务，祁奚推荐解狐。

而解狐和祁奚有私人仇恨。但在将让解狐任职时，解狐却去世了。晋悼公又问祁奚谁可接任，祁奚就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

祁午当了中军尉以后，直到晋平公时死去，几十年中，军无秕政。所以《左传》说祁奚:“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建一官而三物成”。

另一个例子是魏绛。周灵王二年(前570)，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鸡泽(今河北邯郸东)之会中不遵行列，扰乱军容。魏绛为中军司马，掌管军法。见扬干如此，便将为扬干驾车的驭手杀掉，以示惩罚。

晋悼公开始十分恼怒，对羊舌赤(时为中军尉佐)说:“会合诸侯是为了荣誉，扬干却受到这样的侮辱，还有什么样的侮辱比得上这个?你必须杀掉魏绛(军尉之职高于司马)。”

羊舌赤回答说:“魏绛为公之心，长无二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他自己会来解释，何必您下命令。”刚说完，魏绛便到了。魏绛给仆人留下了遗书，准备伏剑自杀，士鲂和张老拦住了他。

晋悼公看了魏绛写的遗书，上面写道:“昔日君(指悼公)缺乏使唤之人人，使臣司司马之职。臣听说'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岂敢不敬?君师有违犯军纪者，执事者不敢执行军法，是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于众人，至于用钺行刑，臣之罪重，敢不从刑以使君心恼怒?请归死于司寇。”

晋悼公一看，怕魏绛自杀，来不及穿鞋，光着脚跑了出来，对魏绛说:“寡人说那些话，是因扬干是寡人的弟弟。你杀扬干之仆，是执行军法。寡人有弟而不能教训，使其干扰军令，是寡人之过也。请你不要加重寡人的罪过。”

通过这件事，晋悼公认为魏绛能以刑佐民。

从会盟回来后，特赐魏绛以公食大夫之礼(以魏绛为宾，晋悼公为其特设礼食于庙)，并任魏绛为新军佐，而以张老代魏绛的司马之职。晋悼公喜欢打猎，魏绛便以后羿和浇等因游弋无度而亡国为例以谏。

悼公由是改过，并致力“修民事，田以时(闲时打猎而不干扰民事)”。

晋悼公的一系列行为和政策，甚至博得了敌人的称赞。周灵王八年(前564)，秦景公派人到楚国去，请求楚国出兵和秦国联兵伐晋。楚共王答应了秦使的请求，楚令尹子囊却阻止说:“不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

晋君类能而使之，举拔人才，各得其所，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其职守，其十人努力于教训，其庶人致力于农穑，其商工阜安居乐业而不知迁。君明，臣忠，上让，下竞。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君其图之。”

当时，晋、楚争霸的重点是地处中原的郑国。而当时，郑朝于楚。公元前564年，晋国率宋、齐、鲁等诸侯之师伐郑，包围郑都。

郑恐，乃行成于晋。在盟会上，晋大夫士弱负责书写盟辞，说:“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郑大夫公子马非急忙说:“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裡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委顿，而无所诉苦。

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疆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反对子马非之言，郑大夫公孙舍之反对。知武子看了形势后说:“我实不德，而要人(要挟别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以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于是，和郑国盟誓而还。

通过这件事，晋悼公认识到，若要与楚争霸，单靠武力是不行的。因此，会盟归晋之后，晋悼公即与卿大夫计议休养生息之策。魏绛建议施惠于民，转运积聚之财物以借贷于民。

自公以下，所有有余裕之财者，尽出之。国家财货流通而无积滞，生产得到发展。人无困难无告者，公家园宅山林之利与民共之，民众不贪求。祈祷不用牺牲，而用皮币代之;款待宾客只用一种牲畜，器用也不更新，只用旧器，车马服饰够用即可，不求多余。这个政策实行了一年，“国乃有节”，晋国迅速富强起来，形成了对楚国的绝对优势。

因此，在以后的两年中，晋国三次伐郑，楚国因无法和晋国相对抗，遂释郑而退。郑国乃不得不赂晋悼公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轮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铸、磬;女乐二八”。从此以后，郑国遂服于晋。

晋国的霸主地位重新确立起来。

晋悼公在霸业已成之后，十分感念魏绛的功劳，以郑国赂晋的“乐之半赐魏绛”，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

魏绛辞让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是君之威也，也是其他大夫的功劳，臣何力之有焉?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劝。”

晋悼公说:“子之教，敢不承命?若无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赏赐是国之大典，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于是，魏绛始有金石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