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

我国古代文献所记夏人活动区域集中在豫西和晋南两处。

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专家们进行了关于“夏墟”的调查。

60年初期定名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是夏代考古的重大收获。

这个类型的文化遗存最初于1953年发现于河南登封玉村，后来在豫西晋南地区陆续有所发现，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最丰富、最典型，遂以之命名。

二里头文化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二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

这两个类型的分布正与古代文献的记载相吻合。

在河南郑州、洛阳、临汝等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多种文化层重叠的关系，即商代早期文化叠压在二里头文化之上，二里头文化又叠压在龙山文化之上。

就时代发展顺序而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之间即夏代，可见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确是夏代的考古文化。

据测定，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在前2395年到前1625年之间。

一般将它分为四期。考古学家对于这四期文化的归属有较大分歧。

或说四期全是夏文化;或说一至三期是夏文化、而第四期则是商文化;或说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

二里头文化中以第三期的内涵最丰富，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两座宫殿遗址。

一号宫殿遗址坐北朝南，建筑在高出地面约80厘米的略呈正方形的务土台上，南北100米，东西108米，中部偏北又有一长宽二三十米的高起夯上台布着一圈长方形柱洞:是一座长30.4米、宽11.4米的大型殿堂，为这座官殿主体。根据柱础的排列，可以复原成面阔8间、进深4间的双开间建筑，台基周围发现有柱洞，可以复原出与宫殿毗连的庑廊，它所围成的空地就是中庭。

北正南是一座牌坊式的大门。

整套建筑的工程量很大，仅夯土台基的用土量就达两万平方米。

二号宫殿也是坐北朝南，有作为地下水道的陶水管。

二号官殿的结构大体和一号宫殿类似，也有正殿、庑廊，中庭、门塾等，但其格局更加严谨。

这两座宫殿建筑，其堂高于庑和庭，庑和庭又高于台基周围的地面，在带行礼仪的时候可以清楚地表现出高低贵贱的差别。在堂上，统治者能够很好地体现其尊贵和威严。

在属于三期的墓葬中发现不少青铜器和玉器。

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属于早期阶段，造型简单、器壁较薄、质朴无文，其种类有爵、戚、戈、刀等，玉器有钺、戈、璋、刀、琼、圭等，其中有制作极精的七孔玉刀和玉璋。

这些青铜器和玉器中有不少属于礼器和祭器，应当是当时“礼仪以为纪”的情况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号宫殿的废弃情况，考古发现宫殿台基北侧有属于四期的灰坑，台基上面的灰坑多达50余个，另外还发现了属于四期的十余座墓葬，也都打破了三期的地层。

这种叠压关系表明，一号宫殿兴建于三期，到第四期的时候已经废弃。古本《纪年》有桀居斟寻的说法。

斟寻可能在今偃师一带。所以推测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宫殿是桀居斟寻的遗迹，还是有根据的。

这座宫殴在四期被废弃正是夏灭商兴情况的反映。这个时期的另一座宫殿，据研究也废弃于四期，与一号宫殿的情况相同。

关于夏代的考古资料，还应当提到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

这个遗址的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有的专家称它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其时代在前2400年至前1800年之间，显而易见其晚期已经跨进了夏代历史的范畴。

陶寺遗址的1000多座墓葬，大型墓占1.3%，中型墓占11.4%，小型墓占87%以上。

大型墓的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小型墓仅1~3件，而且没有任何随葬品者占多数。

可见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金字塔式的层次结构。在大墓中，有许多礼器、乐器随葬，如陶龙盘、玉钺、石钺、鼓、磬等。龙盘只出土于少数大墓，一墓最多只一件，足见其珍贵。大型墓还有不少彩绘木器，木胎虽然已经腐朽，但其上的彩绘仍存，可辨别器形的有案、几、俎、匣、盘、豆等，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平。

考古资料表明，夏朝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东下冯遗址曾经出土有铜镞、铜凿等小件兵器和工具，还有4块铸造铜斧所用的石范。二里头文化所发现的铜器种类更多，其中用合范法制成的铜爵，虽然表面比较粗糙，也没有纹饰和铭文，但比例适称、造型规整，还是能够代表当时铸造工艺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