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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

　　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

　　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渥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

　　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涵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地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姑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寤寐思服”、“左右求之”呢？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

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记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才是真正的陶靖节先生吧？

　　看来，“作者死了”之类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脚书柜”，胶柱鼓瑟、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

　　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她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