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残局（上）

县令被带走后的数日里，再无鬼魂出来，我便转去查阅资料，想弄明白当年的惨剧到底如何发生。尽管孤魂野鬼讲了不少，但都只是提了大旱，除此之外，县令提了贪官污吏，便再无其他更细致的东西，这恐怕与当时各阶层的眼界有关。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历史上灾难发生的原因与之契合，不外乎天灾人祸，丁戊奇荒同样如此。

天灾毋庸赘言，无非是极端气候，其实这场大旱灾并非是从光绪三年才开始，这位皇帝继位之初，既光绪元年（1875年）就连日无雨，朝廷、官员、绅士、百姓等各阶层进行无数场祈雨，但均以失败告终。无雨无收，到光绪三年达到顶峰，旱情波及范围极广，包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辽宁、安徽、四川等地，这其中以山西为最，持续时间最长，一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才有所缓解。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戎马一生，见惯各种场面，铁石心肠，但这场灾难令他发出“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二十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的感慨，并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至于人祸最是复杂，尽管我非常不愿意承认人祸，因为人祸意味着灾民咎由自取，会减少同情心，但不得不承认，这场灾难的发生，人祸确实占据不小的因素。

先从清廷说起，古往今来，一方有难，统治阶级必要率先去赈灾。当时清政府倒也做了，但做的极不成功，就因一个字：穷。

对外不停的签各种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花去大量的白银。

对内各种缺额不停增加，粮食问题尤为突出，1860年户部盘查粮库发现，全国存粮约520万担，缺额近84%；至于国库存银，更是可怜，1864年时国库存银仅有6万余两白银（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真是“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贫困如此，如何救灾？

再者，为了应对鸦片造成的贸易逆差，除了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外，当时还有一种主流的禁烟思想，叫做弛禁，基本思路是“与其让洋烟祸害国民，还不如通过重税先把洋烟挤出去，鼓励自种土烟，让部分百姓可以借此获得合法收入，最终达到禁烟的目的。”提及这一做法的人有李鸿章、孙中山等。

鸦片利润巨大，天朝百姓自然不会放过，当时山西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山西百姓至少将其中60万亩种植了鸦片，有烟无粮，根本无法应对这如此猛烈的旱灾，曾国荃曾一针见血指出：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而其继任者，晚清中兴四大臣之一张之洞更是赤裸裸的说：“垣曲（山西运城境内）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赈灾涉及钱粮巨大，一些官员见利忘义，行贪墨之事，如在吉州石门的官员，将朝廷所拨的京米囤积如山，牟取暴利。

所以 “亢旱尤甚，人祸再添。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

这场大灾使“极贫既死，次贫降为极贫，小康铄为次贫”，历经劫数的幸存者，纷纷著书立碑，字字泣血，呕心劝告“耕九余三，耕三余一，以备荒旱之灾”，今人当警示。录其中两篇碑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