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我必须向各位声明，除了陈小甜这个名字和她的性别，本故事并非纯属虚构，欢迎大家对号入座，具体情况可以去百度查询。

　　我与陈小甜认识是在大半年前，我当时是某家小报记者，所跑的条线是社会新闻。我们原来有一个通讯员姓支，刚刚从看守所退休，心态里闲得发慌，就从老单位打听一些内部消息，专门给我报报料，对于有价值的线索，报社会支付他一点线索费，供他成天去喝喝咖啡。有一天下午，老支急急地打电话给我，说陈记者啊，你快点过来吧。我说，有大新闻了吗？老支说，你过来再说吧，在桃浦镇柳园路，我们看守所的门口。

　　我已经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就提前下车拐了过去。老支见到我，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女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乡。老支贴着耳朵悄悄地告诉我，看守所里的老同事告诉他，这女人应该是一条大鱼。我说，这明明是个男人，怎么可能是女人啊。老支说，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检验过了，绝对是个闷骚型的假小子。我说，你怎么检验的？老支说，你不要想歪了，我用的是眼睛，我们警察出身的人眼睛都是长着倒钩的。老支转身离开的时候向我眨了眨眼睛，说你们接上了头，就好好聊聊吧。

　　我就这么遇到了陈小甜。她个头不高，不胖不瘦，皮肤比较白，最引人注目的是后脑勺上，像大公鸡一样扎着一根高高翘起的马尾巴，如果不仔细看，尤其从背后看身材，很容易误会成青春版的刘欢，如果朝着脸上多盯几眼，粉嘟嘟的还是颇有几分姿色。当时正是夏末秋初，不过依然十分炎热，陈小甜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短袖，上边两颗扣子开着。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根吊坠，不是什么玉佛，也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把锁，指头蛋子大小，青铜的，锈蚀得十分厉害，像在古墓里埋了几千年刚刚挖出来似的。从那以后，见到她的次数不多，但是都能看到这根吊坠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有着某种意味很浓的象征，似乎紧紧地锁着她的心事。

　　陈小甜见到我，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青铜锁，像征求了它的允许似的，才笑眯眯地开了口说，我们是老乡？我说，应该是的吧。她说，你是记者？我说，是呀。她说，你姓陈？我说，对呀。她说，我的妈呀，我们说不定还是亲戚呢。我对于她的攀扯并不反感，因为在上海我也挺孤独的，来上海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亲戚不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老乡，何况还是一个女的。我说，这完全有可能，起码三百年前是一家。她说，那我叫你叔叔吧。我说，免了，我也大不了你几岁。她说，那我叫你大哥行吗？我说，行啊，怎么不行。她说，陈大哥，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说，什么忙，你说吧。她说，在里边待了好多天，奶奶的，瘾犯了。

　　陈小甜回过头指了指背后，我顺着她指着的方向看了看，那边有两扇黑色的大铁门，门边挂了一块牌子，上边写着“看守所”几个大字。此时大铁门发出哐当一声，又有人被放了出来。我有些怀疑地说，你不会吸毒吧？如果是这样，我可帮不了你。她又笑了笑说，不是吸毒，不过，瘾来了，比吸毒难受多了。我说，你就痛快点吧。她说，前边不远有一家面馆，你请我吃碗面就行。我说，就这？她说，对呀，那是一家陕西面馆，油泼面呀羊肉泡馍呀，还是比较地道的。

　　我是理解陈小甜的，记得自己刚来上海那阵子，兰州拉面呀，上海葱油拌面呀，江南阳春面呀，要么一股子碱味，要么放了太多酱油，要么放了糖甜不拉叽的，根本吃不到纯正的面条，所以心里空落落的。我笑了笑说，如果没有别的非分之想，你就跟我走吧。

　　陈小甜把我带到了陕西面馆，低头看了一眼青铜锁，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给自己点了一碗羊肉泡馍、一个肉夹馍和一份凉皮，还要了一瓶陕西绸酒。她有些羞涩地说，我的饭量大。我说，你应该饿了。她粗枝大叶地掰着烧饼，把烧饼掰得像狗啃了似的，低着头一边掰一边和我聊了起来。

　　陈小甜说，你是陕西哪里人？我根据她的口音和隐隐约约的感受可以确定，她是我秦岭山区的老乡。我说，你是丹凤县的吧？她非常吃惊地说，对呀对呀，你怎么知道的？我笑了笑说，我猜的。她说，上海几千万人，我以为没有人知道地球上还有个丹凤县呢。我说，我也是丹凤县的，我家是庾家河镇的，具体一点叫大庙村。她说，我的妈呀，我是武关镇的，你们晚上倒掉的一盆洗脚水，第二天天亮就流到我家门口了，我小时候说不定还喝过你们的洗脚水呢。我说，哪有这么夸张啊，水走百步为净，差不多有一百里吧。她说，我就是一个比喻，我是吃武关河的水长大的。

　　我不得不承认，她让我顿时感觉亲切了起来。那个“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的小镇，像一条冬眠的蛇一样，随着一阵春天的惊雷慢慢就苏醒了，从我内心深处爬了出来。

　　我在学校里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劁猪骟牛呀，养鸡养鸭呀，看病下药呀，自然都不在话下。四年后，我从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情况，要么被分配到乡镇的畜牧兽医站，要么进入国营养鸡场或者养猪场，结果因为我写诗，就被神奇地分配到了武关镇文化站，当了一名文化干事。

　　武关镇有一条不宽的弯曲的老街，铺着油光发亮的青石板。镇政府在街道的西头，而文化站在街道的东头。镇政府分管后勤的米主任，看了看人事局的分配通知书，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然后穿过窄窄长长的小镇，把我带到了文化站的门前。文化站是刚刚新盖的，只有三间红砖大瓦房，和周围的民居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四扇大门被漆成了赭红色，而民居多是两扇，漆成了绿色。

　　米主任捅开了大门上的锁，把钥匙塞到我的手中。我走进去才发现，文化站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三条长凳，还有直接堆在地上的几百本书，书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之外就空空荡荡的了。我不惑地问，就这么简陋？米主任说，对呀，你以为是皇宫大院吗？我说，文化站就我一个人？米主任说，对啊，你既是站长，又是员工。

　　文化站背后就是静静流淌的武关河。第一天晚上，我茫然地坐在河边，看着太阳慢慢落山，看着天慢慢变黑，一直坐到了半夜，也没有感受到大诗人李涉在《再宿武关》里描写过的那种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