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周

　　十月初九，我外孙女过“抓周”。“抓周”是大事，两家人自打喝完满月酒还没像样地聚过呢。亲家订的饭店，西苑宾馆，提前半个月才订上。西苑宾馆，众所周知的，不好订，贵就不说了，有钱也订不到，订到也得排队。亲家下半年在局里刚扶了正，正好找机会“秀”一下。罗马假日厅。房间大得不像话，桌子起码能坐二十个人。亲家那天特意带的茅台，地下室存了有些年头了。女儿苗苗平常不喝酒的，而且还在喂奶，但因为听说是十五年的茅台，还是打算尝一尝。就倒了一小杯，要尝还没尝。幸亏没尝，铁军电话打过来了。

　　电话是打在我手机上的。铁军的号码存在我手机里十几年了，从来没响过。我有种不好的直觉，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出去接。旁边的苗苗盯了我一眼，我说，铁军。苗苗脸色已经有点不对了。接完电话回来，我碰碰她的肩膀，叫她出来。果然，出事了。偏偏是今天，偏偏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让苗苗来说比较合适。

　　苗苗没回自己的座位，直接到衣帽架前头取下外套、包，车钥匙在包里。她一边往外掏钥匙一边对大家宣布：

　　“我小叔不行了。”

　　估计赶不上了。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后脑勺着的地，120赶来的时候瞳孔都散了。电话里铁军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还在抢救，但基本不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明知道来不及这个电话还是要打的，不光给我打，给大姑也打了一个，给二伯也打了。大姑在北京，二伯那天在宝鸡出差，我离得最近，但开车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明知道来不及也是要去一趟的。

　　没赶上，过大桥的时候堵车。按说这个点了，不应该堵的，但是那天桥面上出了一起事故，三车追尾，最后面那辆几乎横在了马路中间。堵得死死的，前面一溜红屁股望不见头。铁军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说不用赶了，人已经推到太平间了，要见就明天去火葬场见吧。他说的应该是殡仪馆，一个意思，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口气不像是刚死了的那个人的儿子。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安慰一下铁军，我当三伯的，这个时候似乎除了安慰也没什么能说的。我说铁军，别慌，沉住气，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住气。铁军有点不耐烦，好几张单子还没填，一会儿还得签字结账，事情多着呢。知道了三伯。他打断我，电话一挂忙去了。

　　堵了一晚上的车终于松动了，车流缓缓通过。我们毫无意义地过了桥，然后在桥头的丁字路口掉了头。我说明天吧，明天一早再去。

　　“小叔也是的，”苗苗握在方向盘上的两只手放下来一只，很明显地舒了口气，“又不是没电梯，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几个台阶还能摔死人？奇了怪了。”

　　第二天是我自己去的，坐公共汽车。女儿女婿要上班，我没让他们请假。出门很早，坐的是七点二十最早的那一班，怕又被堵住，每天的早高峰大桥上都是一锅粥。这趟还不错，九点多就到县城了。明义这些年一直跟着铁军住在县城里。闺女出生以后，铁军把他妈从村里接来帮着带孩子，他爸顺便也一道过来了。不接来也不行，他爸一个人在家根本没法过日子，脑子里长了那么个瘤子，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连路都走不利索，半个废人。县城不大，铁军的房子买在城北的滨湖水岸小区，从车站打个车过去也就二十分钟。铁军老丈人非要来接，我说那么忙就别麻烦了。铁军老丈人很坚决，必须得接，忙也忙不着他。

　　小区业委会有规定，白事能在家办尽量都在家办，单元楼外面不给设灵堂。其实也没必要，没多少人，铁军没通知几家。离过年还早，人都在外面，打工的打工，上班的上班，为这么个事请假特意跑一趟不值当。有点冷清，稀稀拉拉几拨，上账、磕头，走程序。这些人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来帮忙的也不多，出来进去都是那几张面孔。铁军把客厅的沙发茶几和电视柜都挪出去了，遗像挂在正对着门的那面墙上。墙上原来应该是挂了一幅画的，画取下来了，印子还在，方方正正一片白。印子很大，挂的应该是八骏图或者花开富贵之类。黑白照片上的明义很年轻，是很多年前的样子，说明四弟明义很久没照过相了，也说明事情很突然。确实很突然，好端端的，怎么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呢？

　　电话里铁军没说明白，我也没来得及仔细问。车上铁军老丈人跟我说了一遍具体情况。在自己家楼道防火门外头，步行楼梯口那儿，踩着一把人字梯爬到天花板上去修灯泡。爬得太高，没站稳，一个仰八叉摔了下来，直接从九楼摔到八楼，后脑勺着的地。

　　“修灯泡？叫他去修哪门子的灯泡？叫谁也不能叫他上呀！”

　　没人叫他上去，他自己上去的。声控灯，质量不是太好，有时候会坏，物业来过几次。以前修的时候他都在旁边，觉得没啥，自己也能修。上午就给物业打电话了，天快黑了也没人来。他自己爬了上去。

　　哦，原来是逞能，自不量力，怪不得呢。就他那样子，连瞎带瘸的，平地上都走不稳，爬到那么高的梯子上，等于是玩杂技呢。摔下来不奇怪，不摔下来倒奇怪了。

　　怪不得别人，怪只能怪他自己，怪他的脑袋，怪脑袋里的那个瘤子。

　　脑膜瘤，青梅竹马的瘤子，很早就跟着他了。我记得小时候刚上初中那会儿，就听他说头晕。老是晕，一整天一整天地晕，晕得起不了床，上不了学，让我跟老师请假。一开始还请假，后来连假也不用请了，那座位有时候一空就是好几天。农村条件不行，一直都没想起来到正规医院去看看。结婚以后也不见好，不光晕，还抽，有时候好好的，突然就往地上一倒吐白沫。去了两趟县医院，都是按癫痫开的药，癫痫是学名，农村人叫“羊羔疯”。后来越来越严重，眼睛不行了，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右眼几乎看不到了，一只耳朵也听不见了。这才想起我来，跟我商量，打算来找我，到省里的大医院来好好检查检查。我带他去的省立，全省最好的医院。果然，是有个瘤子。虽然是良性，但已经不小了，差不多有一条成年鲫鱼的鱼鳔那么大，得开颅，把鱼鳔扎破，然后摘出来。

　　爹送他来的，把明义交给我第二天就回去了，剩下的都是我。光大大小小的检查就做了四五次。每次向医生描述病情，明义都会不自觉地抬起左手，遮住自己的左眼，一边认真地体会，一边很确凿地告诉人家，右眼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下手术通知单的时候医生问我，亲弟弟吧？我点点头。不用问，两张脸摆在那儿呢，百分之九十没走样。我问医生术后怎么样，对方说，要看运气，能保住多少算多少吧。我问，视力吗？他抬起目光来从镜片上方扫了我一眼，你弟弟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