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妃：4

他说：“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在与侍臣论古之女宠、宦官、外戚、藩镇夷狄之祸时，他指出：“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元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

因此，他对后妃采取了镌铁牌、立祖训、严教育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就是为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德刑并用

厉行重典管制，严格教育训化的施政方针。为了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不仅需要教化以形成稳定的伦理观念，也需要刑罚对付犯罪，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统治难以为继。

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子产就提出施政应“宽猛相济”，旬况提出应把教化和刑法相结合，这种德、刑并用的施政方针被后世统治者所接受，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朱元璋也同样将此施政方针奉为圭臬。

面对百废待兴的明初政局，他一方面强调重典治世，对臣民严格管制，“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 ”（《皇明世法录》卷1），“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典故纪闻》卷三）。

重视教化

认为：“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之徒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堕于小人”（《典故纪闻》卷三）；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天下臣民知晓仲尼之道和国家法令，知所循守，因此，“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明太祖实录卷26》）。在这种施政方针指导下，后妃衣食住行被严加管制，其思想精神被不断禁锢也就势所必然了。

男尊女卑

践踏女性生命，野蛮残忍无道的政治情感。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因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男尊女卑是天理，女性只配传宗接代当玩偶，其生命毫无尊严；一旦女性参预政治，便是牝鸡司晨拂逆天道，必须予以痛击。

这种观念不仅被朱元璋信奉，而且其力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朱元璋的郭宁妃、李贤妃和葛丽妃都生有皇子，但只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他，便被处死，死后只用一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太平门外；楚王的生母胡妃仅因为被怀疑堕胎，就被朱元璋杀了并投尸城外，只剩下一根衣带被楚王带回封地安葬。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哪里还顾念一丝夫妻情分。

为了避免红颜祸水，杜绝妃嫔干政，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开始实行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妃嫔殉葬制，并在自己死前命令在世的全部38个妃嫔殉葬。他之后的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都继续这一恶政。妃嫔在殉葬时大多缢死，其状惨不忍睹。

相关评价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经说过：“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的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

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形成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作为明代后妃制度的制定者朱元璋，其上述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自然也不例外。

出身贫寒，政权在血海中夺得，岂能容忍他人觊觎、染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命运的大起大落使得他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他一方面比一般帝王更加看重皇权皇位，对他人更加猜忌；另一方面也更加努力地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尽可能多地承袭传统，并发挥到极致。

因此，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治国方针和政治情感，说到底其核心都是不遗余力地维护皇权、扩大皇权和巩固皇权，使朱家皇朝的统治千秋万代，传之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