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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理论

迪迦里的雷奥尼克斯

宗方这次的行动还是有不少教训啊

居间惠嗯,虽然从结果来看行动是成功的,但是暴露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史上有一习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但近代文明国家,不是如此。其基本意思是说在争夺政权斗争中,成功了的就是合法的,称帝称王;失败了的就是非法的,称寇称贼。其也可以指成功者权势在手,无人敢责难,失败者却有口难辩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够赢得胜利,就可以称为成功者;不管坚持什么原则,只要被迫失败,那就理所当然成为贼、成为寇。这就是唯成功论的典型表现。

这种唯成功论,丝毫不顾及程序正义,不顾及过程,而对结果极为看重;更不会出现“赢得漂亮”、“虽胜犹耻、虽败犹荣”等词语。用专业术语来讲,这种唯成功论,就属于一种工具理性,而完全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层面。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它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而所谓“价值理性”就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也就是说,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故也被称之为实质理性。

要想对一个具体的事件进行正确的评价,必须根据两个尺度,即成败尺度和荣辱尺度。只强调成败,否认荣辱,则忽视了价值理性,会导致工具理性狂妄;只强调荣辱,否认成败,则忽视了工具理性,会导致工作效率难以提高。因此,我们应该同时关注这两个尺度,同时依据这两个尺度为判断标准,才能认清事件的正义与否,才能判断出人物的功过大小。

在法律上有程序正义一说,

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因此,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

这次大规模行动,主要还是平民群众和警务局的沟通协调问题。

只要是服务行业的,都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

当然是部分原因是幸存者偏差造成的

幸存者偏差指的是当取得资讯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此资讯可能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幸存者偏差,是由优胜劣汰之后自然选择出的一个道理:未幸存者已无法发声。 人们只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

与幸存者偏差类似,数据的筛选还导致 “伯克松悖论”,以及电话民调偏差等。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沃德教授(Abraham Wald)应军方要求,利用其在统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提供关于《飞机应该如何加强防护,才能降低被炮火击落的几率》的相关建议。沃德教授针对联军的轰炸机遭受攻击后返回营地的轰炸机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机翼是最容易被击中的位置,机尾则是最少被击中的位置。沃德教授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强化机尾的防护”,而军方指挥官认为“应该加强机翼的防护,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击中的位置”。

沃德教授坚持认为:

(1)统计的样本,只涵盖平安返回的轰炸机;

(2)被多次击中机翼的轰炸机,似乎还是能够安全返航;

(3)并非是机尾不易被击中,而是因为机尾被击中的飞机早已无法返航,寥寥几架返航的飞机都依赖相同的救命稻草— 引擎尚好。

军方采用了教授的建议,并且后来证实该决策是正确的,看不见的弹痕却最致命。

这个故事被后人用一个词语概括——幸存者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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