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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历史中那些可爱的人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1][67]

辛弃疾早年与党怀英齐名北方,号称“辛党”。青年时参与耿京起义,并擒杀叛徒张安国,回归南宋,献《美芹十论》《九议》等,条陈战守之策,但不被朝廷采纳。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为守臣,曾平定荆南茶商赖文政起事,又力排众议,创制飞虎军,以稳定湖湘地区。由于他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故而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宰臣韩侂胄接连起用辛弃疾知绍兴、镇江二府,并征他入朝任枢密都承旨等官,均被辛弃疾推辞。[65][67]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抱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后赠少师,谥号“忠敏”。[18]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4][68]有《稼轩长短句》等传世。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66]

辛弃疾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五月十一日(1140年5月28日)卯时,祖上为狄道人,自始祖辛维叶时迁居济南历城。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1]他的祖父辛赞在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累于族众”,无法南下,遂仕于金朝。尽管如此,辛赞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他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辛赞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50]这一切使辛弃疾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养成了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欲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55],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参与机密。[6][29]

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耿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叛徒张安国、邵进等谋害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五十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五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2][6][50]辛弃疾后来回忆这段少年时的壮举,感慨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56]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辛弃疾名重一时[3]。宋高宗任命作为“归正人”的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二十三岁。[7][34]

不久,宋孝宗即位,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参见词条“隆兴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二十六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逐渐偏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中。[50]

人生起落

朝廷虽对北伐反应冷淡,但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颇有感兴趣。从乾道四年(1168年)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收复失地。但辛弃疾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2][31]后来,辛弃疾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年)十一月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台臣王蔺语),罢去所有职务。[50]

早在淳熙七年(1180年)再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抚使时,辛弃疾便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在被罢官时,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8]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辛弃疾的好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即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辛弃疾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在此期间,他还与郑汝谐、杨民瞻、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50]

绍熙三年(1192年)至绍熙五年(1194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50]同年夏,辛弃疾回到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50]辛弃疾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

庆元四年(1198年),辛弃疾被授予主管冲佑观之职。[2][9]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1204年)差知镇江府。[50]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

辛弃疾画像

嘉泰四年(1204年),他晋见宋宁宗,认为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被加为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并奉朝请。不久后,出知镇江府,获赐金带。[10]

辛弃疾知镇江府时,曾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开禧元年(1205年)三月,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辛弃疾被降为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但他推辞不就职。之后,他还被进拜为宝文阁待制,又进为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朝廷令辛弃疾赶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但辛弃疾再次辞免,回到铅山。[11][50]

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50]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府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逝世,享年六十八岁。[29]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身故之后,家无余财,仅留下生平诗词、奏议、杂著、书集。[16]

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视其以守龙图阁待制之职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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