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波罗乙女】再见！新宿

0.

所有人都知道社长是小气鬼，只有我背地喊他冤大头。

1.

迪亚波罗是我的社长，也是每周六在新宿酒吧喝得烂醉的渔网衣男大姐。

我知道后者这重存在较前者早太多。彼时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不化妆不做美甲不戴首饰不卷裙子，素面朝天地四处疯跑；哭惊天动地，笑要夸张地露出牙龈。前男友提过一回这么笑不好看，当晚我就跟他分了手。

我太清楚年轻的好处，所以才想永远留住年轻。

社长碰上了我最气焰嚣张的时候。精力恶意揣测浪漫全使不完，也没地儿使。每晚每晚睡不着，打开窗子审视来往的行人：太瘦，太矮，头发太少，腿太短……个个都不够完美，个个都当不成我的男朋友。电风扇吱呀吱呀转着，燥热半分未减，汗顺着胸脯流。我脱掉穿得松松垮垮的旧T恤，往楼下随手一扔。

一个男人接住了，动作很潇洒利落。

“你扔的？”

我没回答，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他打扮得实在太夸张了，隔壁gay bar的男大姐脱/衣/舞/娘都未必有这么过头：说不清紫还是红的口红，渔/网/衣，牛仔裤上缀着好几块金属片，金灿灿的晃人眼。于是他被我自动划进敌对阵营，可能会跟我抢男人的那方。

他见我不言语，嗤笑一声，随手丢掉了那件T恤：“长得挺漂亮，可惜是个哑巴。”

“你以为自己很漂亮吗，肌肉男大姐？”我使劲儿往外探身子，嘴上不饶人，“眼线快飞眉毛上了！”

我就这样单方面跟他结了仇，每晚瞅见身形相似的路人都会翻个百眼，暗骂晦气。他也不是什么成熟稳重的人，途经我家公寓楼前必会往窗子上掷个小玩意儿，有时是石子，有时是啤酒罐，有时是牛仔裤上开线的金属片，有时是蔫了的玫瑰花。

仅一回两手空空，醉眼朦胧地冲我竖中指。扔呀，你不是很厉害嘛，接着扔呀！我不依不饶地挑衅，结果下一秒就被丢上来的戒指砸中鼻梁，痛得龇牙咧嘴。

女孩像狐狸一样，最喜欢亮闪闪的东西——那个戒指被我收进梳妆盒，跟小时候小男孩们送的易拉罐拉环搁在一起。妈妈骂我暴殄天物，把卡地亚的戒指和破烂易拉罐拉环扔一块，锈了坏了怎么办？我说那又怎样，这些全是我珍贵的回忆呀。

之后我开始管男大姐叫冤大头，一如既往地惹他作弄他；他还是毫不客气地反击。有钱又怎么样？反正以后我也会赚很多钱、买很多房子，偏买在新宿，全围在那个男大姐回家的夜路旁，从黑漆漆窗户里扔金块砸他，最好砸得后脑勺全是包。

妈妈边听着我的妄想，边小心翼翼卸下假睫毛，冷笑道：想得美，真当自己孙正义呢？

我不理她，低头打量着这小小的、昂贵的首饰。戒指正中整齐地镶嵌着一圈碎钻，在阳光下闪着光，实奈称之为财富的光芒。

我那时尚且天真，真以为日子会像这闪光一样，一直平凡快乐地过下去。

2.

再见面是很久之后了。

社长由人群簇拥着走进电梯，表情举动不再是夜晚那般自在散漫，下颌线绷得紧紧的，像待出鞘的剑；西装褶皱都透着矜贵，适可而止地凹陷，为人情味留余地。

“没关系，我等下一趟就好啦。”

那会儿我已经足够有眼力劲儿。笑纹、卧蚕、酒窝一样不能缺，声调要尽量提高，但语气得足够柔和：“您工作辛苦了！”这未必是最佳的献媚姿态，但至少没人忍心讨厌年轻女孩无意流露的朝气与顺从，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男人。

“上来吧。”社长摁住电梯键，表情没什么变化，“不缺一个人。”

他周围空荡荡的。旁人宁可一对对挤在边角，也不肯往前迈一步，破坏了这段隔离带。这一小段空地等价于权力的余韵，是由财产累积而成的距离感。

他们不肯往前，我便更不肯。只很小心地挨上电梯门，低头来回打量自己沾灰的鞋尖，琢磨着什么时候擦——地铁早高峰向来不给人体面的机会。在学生时代，这种狼狈还算可爱烂漫；成人之后只能琢磨如何摆脱这种窘迫，并对自己无法支撑体面的微薄财力加以谴责。

“瘦了，漂亮了。”社长冷不丁夸我一句。

他很从容地立在那儿，目光直直落在楼层显示屏上，仿佛只是在探讨会社大厅吊灯的款式，哪种都很好，哪种都无所谓。

因为这句轻飘飘的赞美，我又开始了跟他无止无休的纠缠。

他还是打扮成那副鬼样子去喝酒，我却不敢再像从前那样打闹，一味以近乎撒娇的口吻嗔怪。社长仅见怪不怪地应声，偶尔跟托比欧专务聊上几句，谈的永远是我听不懂的内容：股市，地产，金融危机。我用酒杯挡住勉强的笑脸，盘算着问谁要上个月看上的包。

哦，对了。他还会问我怎么一直留着戒指，我的答案永远在变，心情好的时候说戒指漂亮，心仪这个款式，心情不好了就答好搭衣服……情绪总归带点欣喜向往，答案却谨慎得令人发笑。我看不下自己装出的沾沾自喜、遮掩不住的忸怩，但一切没有办法，总要装，总要遮掩。

其实我没讲过一回实话。

喜欢这枚戒指吗？喜欢。但要是出现了更好的，我会毫不犹豫地抛下它，去选择那些更贵更闪的戒指。有了选择的权利——哪怕就多一个选项，谁会去珍惜手里握着的这丁点奢侈？

谁会呀？

3.

PASSION这种地方，往好了说是成熟的大型会社，其实根本就是黑心企业的完成体；职员薪水福利能扣则扣，出差费用恨不得只报销个早餐钱。里苏特部长上周刚提出涨薪，这周酒就被扣了年终奖；贝利可罗先生那等元老被裁员、都要装出感恩戴德的样子离开。

不苦，但足够难熬。这样的日子就更需要用酒精挨过去。

您真是个冤大头。

冤大头？

我点点头，隔着玻璃杯端详他变得扭曲的面孔，咯咯地笑：用那么贵的戒指扔女孩，可不是冤大头？后不后悔？

不后悔，它更适合你。他应付得游刃有余，食指不时摩挲高脚杯，戒指上的光闪得人心烦。再者，当时手头也没其他东西。

自己求而不得的，正是他人唾手可得之物。我很明白，我过去二十几年一直很明白。什么时候明白的呢？可能是攥着戒指睡觉的时候，为戒指内侧小小的刮痕哭泣时，头一回用牙膏一点点擦拭它黯淡的边缘时，可能是我拥有它的每一个瞬间。我诚惶诚恐地供了别人随手丢掉的戒指十年，它还是别人的东西，永远变不成我的。

我释然了，摇摇晃晃地直起身子，跟社长捧杯。我压低了声音，学电影中狐妖那种惑人的语调说，不成，您得给我买新的。

那就买。社长答应得痛快，全然看不出平日跟下属斤斤计较的那副模样。

我理所当然地受到更多，香水、首饰、丝巾、洋装、手包……一样不差。还有花，几十朵香槟玫瑰齐整地被扎成一束，以绿叶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前辈们起哄，有谁揶揄道，后辈啊，富贵了也千万不要忘记营销部的赤贫前辈们。我捧着花故作害羞地笑，觉得自己变成花园疯长的杂草，被秋雨浇得生机勃勃。

小心点儿，可别被别人玩了。伊鲁索前辈话音刚落，室内便安静下来。我知道他没有恶意，只是在告诫我小心陷阱；也知道自己于社长而言顶多不过玩物。可还是或真或假地挤出几滴泪，垂下头小声问，不喜欢我为什么还送花？不知是在问他还是自己。

还想要什么？

社长眯着眼，吐出一个烟圈。烟雾迟迟不肯淡去，被空气撕扯得歪曲单薄。

我不想住在地下室了。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对上他的眼睛，用词十足地小心：能不能换个地方住，不要很好的地方，有个容身之所就够了……

为什么不行，又不是住我那儿。他掸掸烟灰，语气冷淡得有如警告。

好，听您的。

我还明白，自己想要的一直不是什么戒指，是戒指套在中指，以及它套住的富裕安稳。

可我不会得到。过去不会，现在不会，未来也不会。

4.

社长根本不是冤大头，他比谁都聪明。

5.

退而求其次。我又搬回了曾住了十几年的那间公寓，一夜夜眺望熟悉到陌生的风景。

新来的实习生同我搭话，问，前辈昨晚怎么上了会长的车？平和的句尾意味着这仅是疑问句，并非甚么威胁。噢，我们俩顺路，又正好下大雨，会长就送我回去了。我驾轻就熟地装傻，双眼圆睁，看上去比他还无辜几分。

那太好了……您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他垂下脑袋，红彤彤的耳朵藏在发丝中。我习惯性地露出微笑：好啊，我又没什么拒绝的理由。

害羞不该是那样。真害羞的话，就不会偷偷露出得逞的笑容；真害羞的话，就不会自己躲进茶水间悄悄揉红耳朵。可我还是为年轻人矫饰出的笨拙、刻意表现的短暂真心而动摇，一头载进陷阱。

再一回神，他已经走远了，不知什么时候在桌上搁下支玫瑰。我下意识想起十年前迪亚波罗砸向我那支，蔫巴巴的，木乃伊一样。

6.

“我没想到，你会为一束蔫玫瑰背叛我。”社长浅酌一口威士忌，谈论天气般下了结论，“这不聪明，不像你的作风。”

这显然是在问罪，是在拐弯抹角地谴责——即便这场背叛完全是未竟的，不曾到执行层面就胎死腹中。他向来如此，永远无法坦荡，永远无法变得有人情味。

我厌倦了这样的虚与委蛇，合上粉饼盒，轻轻应声。他身后那面玻璃墙映出我的面容：依旧笑容灿烂、毫无疲态，脸颊上晕染着健康而可爱的红润光泽。

他叩叩桌子，语气中带点怀念：“你以前还很真诚。”

“那个时候年轻，有相信别人的余地。”我倍觉好笑。明明自己也没表现得多真诚，却理直气壮地去要求别人，“您又对谁真诚过呢？”穷途末路，破罐破摔。

社长不说话。不是沉默的忏悔，而是认为我不配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干脆只是懒得回答。熟稔到惹人厌恶的自持感不会骗人。

“我妈是90年被裁员的，那会儿正值泡沫经济破裂。”我的笑彻底松弛，嘴巴耷拉成一条失意的拱形线，

“你猜怎么着？失业第二周，她就勾//搭上从前的客户，转身搬进了麻布十番的高级公寓。那天我放学很早，一路上还想着怎么安慰她，结果一推门，什么都没了。只有她那把钥匙孤零零地落在玄关，下面压着几张万元钞票。

“我好像有适应窘迫的天赋，尽管这天赋没人想要。

“先是搬进天台的仓库，那间小房子没有窗户、没有盥洗室，我就每晚偷偷混进体育社团的淋浴间冲澡，用清洁工冲拖把的水龙头接水。后来日子好过了点，我又搬到公寓的地下室住。其实条件也没好多少，一年四季都在漏雨，衣服全发霉了，又没钱买新的。没辙，哪块发霉就裁掉哪块，然后照常穿。

“可我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头顶上能有块正儿八经的天花板盖着，不用再为遮不了风蔽不了雨的生锈铁板胆战心惊。

“我不想自爱吗？我不想光明正大地告诉别人‘我不喜欢你’吗？我不想当个善良的人，对谁都真挚大方吗？我比谁都想，可我做不到，什么都做不到。聪明有甚么用，真诚又有甚么用？要真有用，我就不会一直穷下去，穷到一低再低，低进尘埃里，开出朵半死不活的烂花儿。人看了只会夸声漂亮，感叹句命运无常，但有谁把这花儿挪出来、栽进自家花盆？没人会这样，没人会……光一个破戒指我就留了十年，十年！我才二十七，这一生能有几个十年？”

“你呢？社长，男大姐，迪亚波罗？你这十年又换了多少戒指？”

质问戛然而止。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可怜。

7.

我请了两天假，理由是身体不适。

里苏特部长瞥眼我红肿的眼睛，撂下句好好休息就准了假。

那个实习生——我记得是叫乔鲁诺，他没过来，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在LINE上叮嘱我注意身体。只是站在后辈角度的担心，态度自然不少。我没失望，反倒说不出的轻松。

临走时又碰到社长。他独自步入电梯，身边没了大批的拥簇者，颇有墙倒众人推之感——谁都清楚他最近与布加拉提部长的暗潮涌动，谁占上风一目了然。我压住心底那阵由痛苦钳制的畅/快/感，细声细气地问，“您去哪层？”

他兀自摁下楼层间，答非所问：“最近几天别来上班。”

良心发现吗，我看未必。不过怕输得太明显，从别处讨点面子罢了。但这份面子也没讨到。几天后他又出现在我的容身之处，狼狈得仿佛他才是从别人手上讨来一切的那个金丝雀，我一下子明白了，成王败寇。楼下一对对车灯亮得刺眼，直将夜空撕裂。

“所以你就走吧，赶紧走。”

社长摁灭香烟，一字一顿地说：“别等走不了再后悔。”语罢长长地松了口气，仿佛吐出那几个字已经耗尽他全身气力。

我自诩聪明理智，能为“更好的生活”牺牲一切，包括过去包括真实，包括不怎么值钱的情感——此刻的最优解无疑是虚情假意地挤几滴眼泪，在他反悔前转身就走。这些曾是我最擅长的事。

新宿还是那么糜烂热闹。霓虹灯的光照进窗子，整个夜晚都染上浪漫的暖色调；醉汉的歌声一并荡进来，他喊着Ellie my love so sweet……烟灰缸里堆满要熄不熄的烟头，雾袅袅飘上天花板，舞/女裙裾般盘旋。

是了，它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一切照常继续。过了今天，还有明天。

8.

我想起很多。

比如怎么挨过高中的尾巴，大学时如何敛去锋芒，从前的心高气傲灰就那样飞烟灭；还有一回回搬家，地下到地上，地上到地下，不再遇见每晚路过的男大姐。

比如地下室很潮，化妆镜边缘都生了层橙红的锈，只有那枚戒指还好端端地躺在梳妆盒，沾半点水渍也会被我反复擦拭，直到通明锃亮，直到越过小小的光圈，能窥到短暂夷愉的过去。

我每晚攥着它睡觉，掌心被硌得生疼。痛了便睡不着，睡不着便宽慰自己：没关系，总会收到更好的。一切都会变好的。翌日醒来一切照旧，戒指依然冷冰冰地藏在被窝里。

系里的富家女摇摇头，认为这是自我物化，劝我自爱。我掂掂手提袋里送到的礼物，歪着头，故作无辜地反问：可他们喜欢我呀？到家一看，没一样我想要的，没一样贵的，没一样比得上那枚闪闪发亮的戒指。于是便一直留着那戒指，丢不掉了。

它陪我度过了高中大学工作，十七到二十六岁的生日，即便不想承认，也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我摩挲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毫无缘由地掉了眼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窗玻璃映出我的哭脸，丑得像个ET，还像家中墙纸翘起的边角，衣服上生出的霉斑，十七岁时没流失半分的水与盐。

我知道自己再不会这样哭了，就像时间也不会再倒流回十年前，让人把该流的眼泪流完。

9.

“后悔就后悔吧，又不缺这一回。”我//擦擦眼泪，拉上了窗帘。

我其实不喜欢新宿。但我生在新宿，长在新宿，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新宿。所以没法去讨厌它，只能尽量接受一切混乱，在霓虹灯的明灭与案内人无止无休的吆喝声中，揪出一点站不住脚的乡愁。

这点乡愁让我觉得，为它哭泣是可以的，为它留下也是可以的。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