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做大事坚忍第一

一个人要想摆脱逆境，必须靠坚忍的品格支撑自己，而坚忍就是霸者的品格力量。

许多人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自己太脆弱，遇到难题就打退堂鼓，结果始终突破不了一道道难关。曾国藩特别擅长在各种逆境中磨砺自己的意志，多次提醒自己要坚忍起来。一个人要想摆脱逆境，必须靠坚忍的品格支撑自己，而坚忍就是霸者的品格力量。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决定一个人做事大小的关键，在于他的心胸狭隘还是广大！所谓怨气由心生，如果一味只为出口恶气而活，一定会毁掉自己的人生。曾国藩一直努力做好一切向前看的鸿鹄，在坚忍之途上不移初心，正如他所言：“‘胸怀’乃吾最阔之空。”

曾国藩尚坚忍卓绝之人物，而对富贵之人却持脾睨，如同司马迁一样，敬仰屈原、田光等坚忍行世的人物。因此，曾国藩的一生也是靠“坚忍”成事，但由于身份、修养的不同，还是有人不太理解的。譬如王闿运作《湘军志》，对曾国藩时有微词，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他太坚忍、太慎重了。

客观来讲，曾国藩所持态度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

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一个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他的苦衷也绝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了。我们来看他写给弟弟们的信：

兵勇抢劫旅台，此近来最坏风气，见奏明将万瑞书即行正法。闻骆中丞不欲杀之。近日意见不合，办事之难如此。

陈竹伯中丞办理军务，不惬人心，与余诸事亦多龃龉，凡共事和衷最不容易，澄弟尚在外办公事否？宜以余为戒！杜门不出，谢却一切。余食禄已久，不能不以回家之忧为忧，诸弟则尽可理乱不闻也。带军之事，千难万难，澄弟温弟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

艰苦凄凉的遭遇，使得他在咸丰七年听到父亲死去的噩耗后，立刻率曾国华、曾国基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道：

曾公本以父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论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指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

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阎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不平静”，岂足以为解手。

最令他难堪的是左宗棠一针见血的责难。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病根所在，给他开了“意味深长”的两种药方，一为治病，二为治心。“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宫，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

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道：

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症，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合，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证。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又提道：

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成，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掳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经历了一路的风风雨雨，曾国藩感悟了很多，已成为一位很好的涉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