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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

慢读秋雨

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

文化有很多台阶,每一级都安顿着不同的项目。那么,最后一级是什么呢?

当然,最后一级不是名校,不是博士,不是教授,不是学派,不是大奖,不是国粹,不是唐诗,不是罗浮宫,不是好莱坞……

很多很多“不是”。但是,它们每一项,都有资格找到自己的文化台阶,拂衣整冠,自成气象。它们很可能把自己看成是最后目标、最高等级,但实际上都不是。而且,它们之间,也互不承认。

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常常也在这么多文化项目间比轻重,说是非。意见总是吵吵嚷嚷,直到听到了一种声音,情况才发生一点变化。

这种声音说,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personality)。

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

我可以再借一个外国人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人我说过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化人,但我们读完长长的《利玛窦中国札记》(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会发现,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

与“圣徒”和“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

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君子”,终于成了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除了利玛窦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外,还有“骑士人格”“灵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这是因为,所有的集体人格皆如荣格所说,各有自己的“故乡”。从神话开始,埋藏着一个遥远而深沉的梦,积淀成了一种潜意识、无意识的“原型”。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阐释、提升,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谦恭地维护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喜欢用激烈的语气抨击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揭示丑恶的“国民性”。看似深刻,但与儒家一比,层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师如林,哪里会看不见集体人格的毛病?但是,从第一代儒学大师开始,就在淤泥中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设计。

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都向那里滑动、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两字包罗万象,非同小可。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即可称之为“君子之道”。甚至,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

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

这也就是说,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

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

儒家对后世的遗嘱——做君子,不做小人,有没有传下来呢?

传下来了。而且,传得众人皆知。只要是中国人,即使不通文墨,也乐于被人称为君子,而绝不愿意被人看作小人。如此普及千年,如此深入人心,实在是一种文化奇迹。

由此,儒家的遗嘱,也就变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要遗嘱。

一定有人不赞成,认为君子之道流传那么久,产生真正完美君子的比例并不高。因此,不能认为“有效”。

这种观点,把理想人格的设计和引导当作了“应时配方”。其实,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的理想人格设计,都不具备“即时打造、批量生产”的功能。君子之道也一样,这是一种永不止息的人格动员,使多数社会成员经常发觉自己与君子的差距,然后产生“见贤思齐”、“景行行止”的向往,而不是在当下急着搭建一个所谓“君子国”。

敬与让

精神需要赋形,人格需要可感,君子需要姿态。这不仅仅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过程,而且也能产生“从外到里”的反馈。那就是说,当外形一旦建立,长期身体力行,又可以反过来加固精神,提升人格。

对外来说,“君子之德风”,君子的品德需要传播。而在传播渠道稀少、文本教育缺乏的古代,有效传播的主要媒介,就是君子本身的行为方式。因此,君子的礼仪,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使命。

普普通通的人,有礼上身,就显出高贵。而这种高贵是有对象的,既尊敬人,又传染人。这个意思,就是《左传》上的一段话:

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任何行为规范,都会表达某种意向。那么,究竟是什么意向在中国人的日常礼仪中最常见、最重要呢?

一是“敬”,二是“让”。

先说“敬”。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墨子说:“礼,敬也。”(《墨子·经上》)这就表明,一个有礼的君子,他的全部动作都会表达对他人的尊敬。敬,是高看他人一眼,而不是西方式的平视。

君子之敬,并不是家族伦理和官场伦理的附属品,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个君子,如果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也表示出尊敬,那么,这种尊敬也就独具价值。因此,我常常在彼此陌生的公共空间发现真君子。一旦发现,就会驻足良久,凝神注视:正是他们对陌生人的尊敬,换来了我对他们的尊敬。

在这里,互敬成为一种互馈关系,双向流动。公共空间的无限魅力,也由此而生。

这种互馈关系,孟子说得最明白: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

再说“让”。

简单说来,那就是后退一步,让人先走;那就是让出佳位,留给旁人;那就是一旦互堵,立即退让;那就是分利不匀,率先放弃……这一切,都不是故意表演,做给人看,而是在内心就想处处谦让,由心赋形。

还是孟子说的: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所谓“礼之端”,就是礼的起点。为什么辞让能成为起点?因为世界太拥挤,欲望太密集,纷争太容易。唯有后退一步,才会给他人留出空间。敬,也从后退一步开始。

辞让,是对自己的节制。一人的节制也能做出榜样,防止他人的种种不节制。这是《礼记》说过的意思: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礼记·坊记》)

这个“坊”字,古时候与“防”相通。这句话用我的语气来说是这样的:

什么是礼?对人的性情加以节制,从而对民间做出防范性的示范。

说得有点绕。一切还是要回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为什么要礼?为什么要敬?为什么要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和。君子之责,无非是求人和、世和、心和。他用简洁的六个字来概括: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那也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程序:行为上的“敬”“让”,构成个人之“礼”,然后达成人间之“和”。

揭示了结论,我还要做一个重要补充:君子有了礼,才会有风度,才会有魅力,才会美。正是谦恭辞让之礼,使君子神采无限。这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最佳标识,也是东方人文美学的最佳归结。

现代很多人在这一点上误会了,以为人格魅力在于寸步不让,在于锐目紧逼,在于气势凌人。其实,正好相反。

为此,我很赞赏荀子把“礼”和“美”连在一起的做法。他在《礼论》里为“礼”下了一个定义,说是“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在设计“礼”的时候,不管是个人之礼还是集体礼仪,都必须文,必须美。

至谊

这是一个历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熟悉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初读时印象最深的碎片,勾勒几笔。

一位地位很高的人,独自在江边弹琴,却被一个打柴的樵夫完全听懂,他们就成了朋友。一年后弹琴者再到那个地方寻樵夫,却听说樵夫已死。他悲痛地寻到山间坟墓,把那张琴摔碎在墓碑上。

这个故事出自《列子·汤问》。那一对朋友,不是靠别的一切,完全只以琴曲结下生死之交。弹琴者俞伯牙心在高山,听琴者钟子期立即听出来了;过一会儿俞伯牙转向流水,钟子期也听出来了。因此,“高山流水”成了千古至谊的代称。

有了这个代称,中国人心中的千古至谊,也就与山水呼应,由山水做证,如山水永恒了。

《列子》按理应产生在战国时代,所写的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应发生在春秋时代,那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也有学者认为《列子·汤问》出于魏晋人之手,那也有一千多年了。故事的真实程度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一两千年间,无数中国人都以这个故事来建立友谊信仰。这种信仰,实实在在地发生在阅读、谈论、企盼中,因此已经变成了一种“过程真实”,比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更有意义了。因此我坚信,既然有过“高山流水”这种友谊信仰,那么,中国人肯定是世界上最懂得友谊的族群。

当然,也恰恰因为是“高山流水”,中国人也是在友谊问题上最谨慎、最期待、最悲观的族群。

每个人,也许都有可能遇到那个“钟子期”,但机会太小了。那个地方,会在哪里?

如果真是遇到了“钟子期”,那么,相交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可谓“极而不永”。很快,一方断命,一方断琴,两相足矣。至情至谊的可贵和可哀,本为一体。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得更多的,不是向外面找,而是向自己找。自己心中,究竟有没有“高山流水”?这是获得至谊的基础理由。没有这个基础理由,也就没有“钟子期”;有了这个基础理由,也未必遇得到他。这是一种茫然的等待,凄惶的寻找,其实都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

一九七七年,人类向外太空发射了一个特殊的飞行物“旅行者一号”,向外星人送去了一系列自我介绍。介绍中国的,便是古琴曲《高山流水》。

我读到这条新闻时心中一怔,半日无言。这就是说,我们把尚未谋面的外星人,也当作了“可能的钟子期”。只是希望,在茫茫宇宙间,有人懂得我们。

不懂?不要紧,我们一直寻找着。边飞行边寻找,边寻找边飞行,直到没有尽头的尽头,也就是永恒。

科学家霍金提醒大家:千万别去惹外星人。因为,我们太不了解他们,他们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我们。

太高、太大的友谊企盼,必然会带来太高、太大的生存风险。人类的前景如何?实在不得而知。每当我们抬头仰望苍天的时候,只需知道,在那里,不可想象的远处,有一支《高山流水》的琴曲,在找寻友谊。

估计是找不到,但是,总算在找。这其实也像地球上的我们:对于千古至谊,不抱奢望,却总是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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