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网 > 短篇小说 > 慢读秋雨
本书标签:

哈维尔不后悔

慢读秋雨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这种证据很难成立,因为很可能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nn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粝。全然没有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和艺廊。桥头有人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但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厚的沉淀,影响了涡旋的力度。一路看来,唯有布拉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种重新确认的自由生态一起涡旋,淋漓酣畅。

捷克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进布拉格前我们已经游荡了这个国家不少城市和农村,景况比较寥落。为什么独独布拉格如此欣欣向荣?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杰出城市可以不被周边环境所左右,如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遥想当初四周还寒意潇潇,“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风和畅。

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听到这种没有脾气的哲学,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却向老人深深点头,是在这浓密的花丛间,正当夕阳斜照,而不远处老城广场上的古钟又正鸣响。

这个古钟又是一个话题。

古钟建于十五世纪。当时的市政当局怕工艺外泄,居然刺瞎了那位机械工艺师的双眼。可见这钟声尽管可以傲视坦克的轰鸣,它自己也蕴含着太多的血泪。

我从这钟声中来倾听路边老人所讲的哲学,突然明白,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

古钟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布拉格大学校长,一四一五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的。

教会判他是“异端”,倒并不冤枉。记得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员曾经自炫,他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作者的任何两行字就判定异端并用火烧死,而胡斯反对教会剥削行径的言论却明确无误。请听他的这段话:

甚至穷老太婆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无耻的神父搜刮出来,……说神父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难道不对吗?

在一般想象中,这样的人物一定会受到民众的拥护。当权者在广场上焚烧这样一位大学校长,会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抗?

但是到了欧洲读到的历史资料却让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实证明,民众恰恰是很多无耻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一般在火刑仪式前夜,全城悬挂彩旗,市民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风帽、穿着肥大长袍把脸遮住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宗教裁判员和本案告密者。执行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声辱骂被押解的“犯人”,亲属们则围在他的四周最后一次劝他忏悔。当火点起之后,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拥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权利。

举报胡斯的“证人”,恰恰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胡斯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

那么,统治当局是否考虑过其中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即使是伪证和诬陷,受害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是为宗教而牺牲的。

总之,怎么诬陷都可以,怎么焚烧都可以。

但是,无知的民众却会被民族主义的火焰所点燃。胡斯之死终于被看成是罗马教廷对于捷克民族的侵犯,于是引发了一场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还是有点脾气的。

布拉格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艺术气氛来的,我还没有查证。我今天只采取一个最简便的办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奔去。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我开始揣摩那位清瘦忧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觉得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

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潮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加剧了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四十岁去世时给布洛德留下了遗嘱:“请将我遗留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写作《好兵帅克》的哈谢克。想想二十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卡夫卡和哈谢克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他们有一种深刻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说这话的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才的人在国际上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

当年刚刚选上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具哲学重量的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莱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捷克的总统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本来很想去拜会他,可惜大门口的旗杆空着,表示总统不在。一打听,到联合国开会去了。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

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

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联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上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地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维尔因此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上一章 寻常威尼斯 慢读秋雨最新章节 下一章 哀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