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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云门

慢读秋雨

近年来,我经常向大陆学生介绍台湾文化。

当然,从文化人才的绝对数量来说,大陆肯定要多得多,优秀作品也会层出不穷。但是,从文化气氛、文化底线、文化守护、文化品行等方面来看,台湾至少在目前,明显优于大陆。由于同是华人,对比相当直接;由于同是华人,学习又比较方便。我一直主张,大陆在这方面不妨谦虚一点儿,先到台湾仔细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

我想从舞蹈家林怀民说起。

当今国际上最敬重哪几个东方艺术家?在最前面的几个名字中,一定有来自台湾的林怀民。

真正的国际接受,不是一时轰动于哪个剧场,不是重金租演了哪个大厅,不是几度获得了哪些奖状,而是一种长久信任的建立,一种殷切思念的延绵。

林怀民和他的“云门舞集”,已经做到这样。云门早就成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约最多的亚洲艺术团体,而且每场演出都让观众爱得痴迷。云门很少在宣传中为自己陶醉,但亚洲、美洲、欧洲的很多地方,却一直被它陶醉着。在它走后,还陶醉。

其实,云门如此轰动,却并不通俗。甚至可说,它很艰深。即使是国际上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广大观众,也必须从启蒙开始,一种有关东方美学的启蒙。对西方人是如此,对东方人也是如此。

我觉得更深刻的是对东方人,因为有关自己的启蒙,在诸种启蒙中最为惊心动魄。

但是,林怀民并不是启蒙者。他每次都会被自己的创作所惊吓:怎么会这样!他发现当舞员们凭着天性迸发出一系列动作和节奏的时候,一切都远远超越事先设计。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划定一个等级,来开启这种创造的可能。

云门的话题关及人类生存的根本,不可能具体。要给,也只给一个路标,云门带着观众走一条条云水缥缈的大道。林怀民拒绝任何琳琅满目的暗道小路。

舞者们超尘脱俗,赤诚袒露,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寻常“文艺腔调”的苦行僧。他们在海滩上匍匐,在礁石间打坐,在纸墨间静悟。潜修千日,弹跳一朝,一旦收身,形同草民。

只不过,这些草民,刚刚与陶渊明种了花,跟鸠摩罗什诵了经,又随王维看了山。

罕见的文化高度,使林怀民有了某种神圣的光彩。但是他又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民,那么谦和。

林怀民是我的好友,已经相交二十年。

我每次去台湾,旅馆套房的客厅总是被鲜花排得满满当当。旅馆的总经理激动地说:“这是林先生亲自吩咐的。”林怀民的名字在总经理看来,如神如仙,高不可及,因此声音都有点儿颤抖。不难想象,我在旅馆里会受到何等待遇。

其实,我去台湾的行程从来不会事先告诉怀民,他不知是从什么途径打听到的,居然一次也没有缺漏。

怀民毕竟是艺术家,他想到的是仪式的延续性。我住进旅馆后的每一天,屋子里的鲜花都根据他的指示而更换,连色彩的搭配每天都有不同的具体设计。他把我的客厅,当作了他在导演的舞台。

“这几盆必须是淡色,林先生刚刚来电话了。”这是花店员工在向我解释。我立即打电话向他感谢,但他在国外。这就是艺术家,再小的细节也与距离无关。

他自家的住所,淡水河畔的八里,一个光洁如砥、没有隔墙的敞然大厅。大厅是家,家是大厅。除了满壁的书籍、窗口的佛雕,再也没有让人注意的家具。怀民一笑,说:“这样方便,我不时动一动。”他所说的“动”,就是一位天才舞蹈家的自我排练。那当然是一串串足以让山河屏息的形体奇迹,怎么还容得下家具、墙壁来碍手碍脚?

离住家不远处的山坡上,又有后现代意味十足的排练场,空旷、粗粝、素朴,实用。总之,不管在哪里,都洗去了华丽繁缛,让人联想到太极之初,或劫后余生。

这便是最安静的峰巅,这便是《吕氏春秋》中的云门。

云门使我对台湾的文化气氛,倍加敬重。

因为这么一座安静的艺术峰巅,几乎整个社会都仰望着、佑护着、传说着、静等着,远远超出了文化界。

在台湾,政治辩论激烈,八卦新闻也多,却很少听到有什么顶级艺术家平白无故地受到了传媒的诬陷和围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传媒不会这么愚蠢,去伤害全民的精神支柱。林怀民和云门,就是千家万户的“命根子”,谁都宝贝着。

林怀民在美国学舞蹈,师从葛兰姆,再往上推,就是世界现代舞之母邓肯。但是,在去美国之前,他在台湾还有一个重要学历。他的母校,培养过大量在台湾非常显赫的官员、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领袖,但在几年前一次校庆中,由全体校友和社会各界评选该校历史上的“最杰出校友”,林怀民得票极高。

这不仅仅是他的骄傲。在我看来,首先是投票者的骄傲。

在文化和艺术面前,这次,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员、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领袖了。其实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委屈,全都抽笔写下了同一个名字。对此,我感慨万千。熙熙攘攘的台北街市,吵吵闹闹的台湾电视,乍一看并没有发现多少含量,但只要林怀民和别的大艺术家一出来,大家霎时安静,让人们立即认知这个社会的品质。

记得美国一位早期政治家J·亚当斯(John Adams,一七三五一一八二六)曾经说过:

我们这一代不得不从事军事和政治,为的是让我们儿子一代能从事科学和哲学,让我们孙子一代能从事音乐和舞蹈。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亚当斯我不太喜欢,但我喜欢他的这段话。

我想,林怀民在台湾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与这段话有关。

有一件事让我想起了这段话。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首度访问大陆,会见了大陆的领导人。他夫人写了一本记录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书,由连战先生亲自写了序言。但是,他们觉得在这个序言前面还要加一个序言,居然邀请我来写。他们对我并不熟悉,只知道政治职位上面,应该是无职位的文化。结果,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奇怪的排位。

同样让我想起亚当斯这段话的,还有台湾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是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爱子,照常理,很难完全不理会这个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会,别人也会用各种方式牵丝攀藤。

但是,他对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经到了连别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后来也写过一本书《父亲和民国》,笔调是那么平静,丝毫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贵胄之气”。

二十几年前海峡两岸还处于极为严峻的对峙状态,但自先勇先生却超前来了。不是为了寻亲,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投资,而是只为文化。他的《游园惊梦》在大陆排演,由俞振飞先生担任昆曲顾问,由我担任文学顾问。这一来,让他不小心读到了我的文章。后来多少年所发生的事情,让我现在一回想起来就深感歉疚。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荐给台湾报刊。台湾报刊就把一笔笔稿酬寄给他,让他转给我。但他当时还在美国西海岸的圣塔芭芭拉教书,而那时美国到中国的汇款还相当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邮局领款,把不整齐的款项凑成一个整数,然后再到邮局去寄给我。

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寄来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收汇人和寄汇人的复杂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对照。须知,这可是现代世界最优秀的华人作家的亲笔啊,居然寄得那么多,多么勤,多么密。两岸的政治对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学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笔写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湾,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费巨大努力邀请的。他看到了我写昆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以明代观众中痴迷的人数、程度和时间,来论证世界范围内曾经最深入社会肌肤的戏剧范型是昆曲。他极为赞赏,让我到台湾发表演讲。这也算是大陆学者的“第一次”吧,一时十分轰动又十分防范,连《中国时报》要采访我都困难重重。一天晚上,听说《中国时报》派了一名不能拒绝的重要记者来了。我一看,这名“记者”不是别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个晚上,他真像记者一样问了我很多问题,丝毫没有露出他既是文学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他采访我的身份,竟然是“特约记者”,这真让我感动莫名。

对于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对于艺术得失,他绝不让步。

对于我的辞职,他听了等于没听。但有一次他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传言,说我有可能要“搁笔”了,便立即远道赶到上海,在我家里长时间坐着,希望不是这样。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着他儒雅却已有点儿苍老的脸庞。我一时走神,在心中自问:眼前这个人,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却那么在乎文学,在乎艺术。他,难道就是那位著名将军的后代吗?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将军如果九天有知,也会为他的后代高兴,因为这符合了那位美国将军亚当斯的构思。

从林怀民先生在旅馆里天天布置的鲜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记者的身份对我的采访,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名位,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

只有仪式,才能让人拔离世俗,上升到千山肃穆、万籁俱静的高台。

有人问我:“你说了台湾文化的很多亮点,那么,最重要又最难以模仿的亮点是什么?”

我回答:“仪式。那种溶解在生活处处的自发的文化仪式。”

从四年前开始,台湾最著名的《远见》杂志做出一个决定,他们杂志定期评出一个“五星级市长”,作为对这个市长的奖励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个城市做一个文化演讲。可见,他们心中的最高奖励,还是文化。这样的事情已经实行了很多次,每当我抵达的那天,那个城市满街都挂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个灯柱、电线杆上飘飘忽忽,像是我要竞选高位。我想,至少在那一天,这座城市进入了一个文化仪式。直到我讲演完,全城的清洁工人一起动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卷起,扔进垃圾堆。

扔进垃圾堆,是一个仪式的完满终结。终结,是为了开启新的仪式。

我在台湾获得过很多文学大奖,却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颁奖仪式。原因是,从评奖到领奖,时间很短,我的签证手续赶不上。但终于,二〇一一年,我赶上了一次。

先有电话打来,通知我荣获“桂冠文学家”称号。光这么一个消息我并不在意,但再听下去就认真了。原来,这是台湾对全球华语文学的一种隆重选拔,因此这次的评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润华教授。设奖至今几十年,只评出过四名“桂冠文学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两位我认识,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两位已经去世。

颁奖仪式在元智大学,要我做获奖演讲:然后,离开会场,我领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树,由两名工人推着,慢慢步行到栽植处。到了栽植处,我看到一个美丽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园林中,确实已种了四棵树,每棵树下有一方自然形态的花岗石,上面刻着获奖者的签名。白先勇先生的签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树,则长得郁郁葱葱。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铲土、挖坑、栽树、平整。做完,再抬头看看树冠,低头看看签名石,与围观者一一握手,然后轻步离开。

我想,这几棵桂冠树一定会长得很好。白先勇先生当年给我写了那么多横穿地球的信,想把华语文学拉在一起,最后,居然是相依相傍。

于是,颁奖仪式也就成了生命仪式。

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余光中先生也是从白先生推荐的出版物上认识了我,然后就有了他在国际会议上让我永远汗颜的那些高度评价,又有了一系列亲切的交往,直到今日。

余光中先生写过名诗《乡愁》。这些年大陆很多地方都会邀请他去朗诵,以证明他的“乡愁”中也包括当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我与他关系好,总是以我有可能参加的说法来邀请他,又以他有可能参加的说法邀请我,几乎每次都成功,变成一场场的“两余会讲”。

“会讲”到最后,总有当地记者问余光中先生,《乡愁》中是否包括此处。我就用狡黠的眼光看他,他也用同样的眼光回我。然后,他优雅地说一句:“我的故乡,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而是中华文化。”

我每次都立即带头鼓掌,因为这种说法确实很好。

他总是向我点头,表示感谢。

顺便他会指着我,加一句:“我们两个都不上网,又都姓余,是两条漏网之鱼。”

我笑着附和:“因为有《余氏家训》。先祖曰:进得网内,便无河海。”

但是,“两余会讲”也有严峻的时候。

那是在马来西亚,两家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严重对立、事事竞争。其中一家,早就请了我去演讲,另一家就想出对策,从台湾请来余光中先生,“以余克余”。

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这个背景,从报纸上看到对方也来了,非常高兴。但听了工作人员一说,不禁倒抽冷气。因为我们俩已经分别陷于“敌报”之手,只能挑战,不能见面。

接下来的情节就有点儿艰险了。想见面,必须在午夜之后,不能让两报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知道,甚至,连怀疑的可能都没有。后来,通过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长郑浩千先生,做到了。鬼鬼祟祟,轻手轻脚,两人的外貌很多人认识,而两家大报的耳目又是多么密集。终于,见面,关门,大笑。

那次我演讲的题目是反驳“中国崩溃论”。我在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启发下,已经懂一点儿经济预测,曾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提早十年准确预测了欧洲几个国家的严重经济趋势,因此反驳起来已经比较“专业”。

余光中先生在“敌报”会演讲什么呢?他看起来对经济不感兴趣,似乎也不太懂。要说的,只能是文化,而且是中华文化。如果要他反驳“中华文化崩溃论”,必定言辞滔滔。

那么,我们还是紧密呼应,未曾造成“以余克余”的战场。

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

他们不背诵古文,不披挂唐装,不抖擞长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奥,不扮演精英,不高谈政见,不巴结官场,更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英语。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告诉你,这就是文化。

而且,他们顺便也告诉大家:什么是一种古老文化的“现代形态”和“国际接受”。

云门舞集最早提出口号是:“以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但后来发现不对了,事情产生了奇迹般的拓展。为什么所有国家的所有观众都神驰心往,因此年年必去?为什么那些夜晚的台上台下,完全不存在民族的界限、人种的界限、国别的界限,大家都因为没有界限而相拥而泣?

答案,不应该从已经扩大了的空间缩回去。云门打造的,是“人类美学的东方版本”。

这就是我所接触的第一流艺术家。

为什么天下除了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之外还要艺术家?因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无疆无界的净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让大家活得大不一样。

从那片净土、那个天域向下俯视,将军的兵马、官场的升沉、财富的多寡、学科的进退,确实没有那么重要了。根据从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连故土和乡愁,都可以交还给文化,交还给艺术。

艺术是“云”,家国是“门”。谁也未曾规定,哪几朵云必须属于哪几座门。仅仅知道,只要云是精彩的,那些门也会随之上升到半空,成为万人瞩目的巨构。这些半空之门,不再是土门,不再是柴门,不再是石门,不再是铁门,不再是宫门,不再是府门,而是云门。

只为这个比喻,我们也应该再一次仰望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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